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政治运动。发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计为戊戌年，故名。又称“戊戌维新”。

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清朝统治日益腐朽，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至80年代已发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改良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制造、矿务、铸铁、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又建议每十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变法的纲领。经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万言书”征集到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的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强调应仿效西方“设议院以通下情”。都察院仅代呈“第三书”，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命誊抄四份，其中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转发各省将军、督抚审议。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往会晤，并与之多次通信，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人草拟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呈请光绪帝陆续颁行，却又担心触怒慈禧太后，遂决意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面陈皇帝。奕��断然拒绝。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材，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11月中旬，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有少数官僚投机者参加。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于1896年1月20日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影响广泛，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他们创办《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言民权，要求立宪，开办时务学堂，设置中西学课程，向学生灌输一些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局两家、共计五十一个（所），至1898年增至三百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活动，引起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的改良变法是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甚至把维新派视为叛逆。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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