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作为向西方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人物，当时是站在历史的高点的，不论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还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解，他都是冠绝一时的人物，他在理论上集维新派思想之大成，在宣传上《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在实践上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他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浓重绚丽的色彩。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却一生坚持保皇，从光绪到宣统，终至尾随张勋出演了复辟闹剧。

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康有为会做一个终生的保皇派，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共和民主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所谓“虚君共和”。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深远影响，值得着力研究的人物，我们有必要对贯穿他一生言行的保皇思想的根源和动机做一番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

康有为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对有于中国的政治前途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于西方何以富强，他正确的指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权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正是因为西方实现了民主与法治，所以各国能文明昌盛。而实现宪政，不外两途，一为暴力革命，一为君主立宪。“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他看到，法国大革命一起，“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暴力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巨大牺牲是无可否认的，“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革命造成的混乱和政权的真空状态，又往往为野心家乘虚而入，使革命成果大打折扣。法国是第一个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君王被送上断头台，君主专制政体被废除，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国家。而康有为却认为，与那些通过和平手段，走君主立宪制度的欧洲国家相比，“（法国）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当时世界上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大国，除法国外，另一个就是美国，美国自建国以来，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国势日见其盛，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又何以成功呢，康有为解释说:“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转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康有为指出:“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于法亦过之绝远”。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上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经济上长期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旦发生革命，“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城，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夫欧、美一切之美政美学美术，皆承平暇豫，而后能为之”。中国没有西方那样长期的启蒙思想准备，一旦有大规模战乱，“民不聊生，工商俱废，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况且，列强环伺，虎视眈眈，“若吾同胞相残毁”，必然会让外人渔人得利，就像印度那样为强敌所吞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专制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如果革命成功，“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也”。这些看法是他一生坚持保皇的思想基础。

二

但是，理智的政治理论并不仅仅是康有为一生坚持保皇的唯一原因，考察康有为保皇思想的动因，忽视传统的影响，是不能得出正确认识的。本文试图分析传统对康有为保皇思想的影响。

作为资产阶级改革家的康有为，潜心研习西学，极力鼓吹西学，戊戌后更周游列国，足迹遍于五洲。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思想所知之博，理解之深，鲜有人能出康氏之右，然而，这样一位坚持向西方求真理的康有为，并不影响他以另一副形象示人——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形象:他曾经向清帝进言“请断发易服改元”，自己却终身蓄长辫、着马褂；他虽鼓吹男女平等，在《大同书》中更是提出了废除家庭的极端主张，自己却屡屡纳妾，虽老不辍；他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一生追求，对于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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