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又由林旭将一份亲笔密谕交给康有为，谕云:“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光绪皇帝在自身前途未卜之际，仍然关切康有为的安危，密诏情真意切，饱含关怀之意，寄托着皇帝对国家对康有为本人的殷殷厚望，不啻为血泪肺腑之言。康有为得见此诏，“跪诵痛哭激昂”。誓死要救皇帝，在游说袁世凯勤王不成后，光绪被囚瀛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运动失败。康有为终于怀着悲愤逃离北京，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当康有为逃离清廷的魔爪之后，流亡海外，便开始了长期一贯的保皇复辟活动。康有为以孤臣自居，“痛哭秦廷去，谁为救圣君”对自己未能辅助光绪完成大业，辜负圣恩感到愧疚。他决心“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泣血，遍地飞霜”，试图唤起各国对光绪和中国维新事业的同情。他先请英国派兵救助，“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未果。又转赴日本，向日本政府游说，强调中日休戚与共的关系，希望日本救援光绪。日本当局担心康有为影响对华外交，遂在清廷及地方实力派张之洞的压力下对康下了逐客令。康有为无奈之下，来到加拿大，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向华侨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高呼:愿中国自强！愿皇上复政！赢得加拿大华侨的热烈支持，他看到了海外华侨中蕴涵的巨大爱国热情和财力人力。遂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作为海外华侨救国保皇的政治组织。康有为宣称，要保国保种，必须变法，而变法非光绪复位不可，只要光绪复位，三年可以自立，十年可成大地最强之国。康有为的保皇计划虽屡屡受挫，但他的保皇思想、保皇决心却随着局势的变化而不断的坚定。海外的保皇会成立以后，康有为保皇之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炽热。

有论者认为光绪对康有为的“知遇之恩”为康氏保皇动因之“最表面的层次”，还有人认为康有为处处强调光绪皇帝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将光绪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一面旗帜。笔者却以为，“知遇之恩”的意义之于康有为，决不能如此简单视之。反而，可以认为，“知遇之恩”四个字，是康有为以后的政治思想活动运行轨迹的重要推力。我们回头看史书，更多的看见的是平面的历史人物，人物是言论和行为的堆砌，绝少有人物“人化”的描述，然而，历史人物也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对传统的康有为、重感情的康有为来说，光绪皇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而是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的信念支柱。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得到光绪的信任而产生强烈的知遇之感，决意一心报答，作出一番大事业，“以酬圣主”。而流亡之后，漂泊海外，康氏携“衣带诏”四处奔忙求援，前途未卜，居无定所，人身安全也时时受到来自清廷的威胁。念及受难瀛台的光绪，日益败坏的国事，愧疚痛惜之心在所难免，自己活动的悲壮感和使命感也大大加深。晚年他曾经回忆当时的心情:“每当向若望洋，睨惊涛之拍拍；残星落月，望北斗以依依。听胡笳之悲鸣，思汉月以日远，苏武之节旄啮之垂尽，班超之玉门生还无期。上哀圣主瀛台之幽囚，下痛亲友柴市之惨戮，内悲老母倚闾之不见，外忧生民乱世之多艰，未尝不肝随肺裂，心逐魂飞。”

所谓“诗言志”，流亡时期的康有为写下的诗篇，不但心忧国事，而且痛哭圣君，这里我们列举数句于下:

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

逋臣西望肠堪断，故国云飞有是非。

嗟余奉衣带，哭庭音哓哓。……哀我北首望，瀛台囚神尧。

这些诗句，处处抒发着他对光绪皇帝的怀念和他们之间“神圣”的君臣之谊。康有为认定自己是孤臣、逋臣，而将光绪抬高到上古尧舜一般的“神尧”。

六

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康有为，虽然有深厚的西学功底，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士大夫气十足的中国人。他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优秀传统:心忧天下，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拯救万民于水火。但他有别与传统士大夫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已经超出了研习儒家经典，经世致用的狭隘范畴，他追求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使得他的理想追求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但信奉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并不代表他已经脱胎换骨，相反，我们认为，他身上仍然流着传统士大夫的血液，传统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左右着他的一生。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的政治方针、策略都应该自觉的为本阶级、本集团的最高利益服务，而决不应该掺杂个人感情因素。只有封建时代的政治才靠伦理说教、个人效忠来维持。康有为恰恰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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