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汪、梁之争与报纸的康党化】

《时务报》的创办，实际上是一班有志于维新变法的士大夫们通力合作的结果，绝不是什么团体的“机关报”。1896年夏天报纸对外宣布了五位创办人：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潇、梁启超、邹凌瀚。其中最先提议办报、并承担种种创刊具体事务的，乃是汪康年。汪出身江浙书香世家，呼吁变法已久，甲午年之后，放弃上书朝廷的高层路线，改走办报创会联络地方士绅力量的中层路线，办一份维新刊物，乃其夙愿。汪康年之外，黄遵宪拥有现任官员的身份，久谈西学，对报馆捐资也多；吴德潇、邹凌瀚也是声名远播倡言变法的开明士绅；梁启超则是在报纸创办大局已定之后，以主笔的身份加入。

此外，还有许多支持维新的开明士绅，譬如叶瀚、梁鼎芬、吴樵、汪大燮等等，虽未列名创办人，但对报纸的创办均有过不小的贡献。综而言之，《时务报》不是宣传一家之言的阵地，而是汇聚各种维新思潮之所在。

延揽梁启超加入，是汪康年最成功的决策。《时务报》影响力的壮大，梁启超功不可没。其主笔的论说专栏，最受读者欢迎，成了报纸的品牌栏目；籍籍无名的梁启超，也凭着一支生花妙笔，以《时务报》为阵地，在当日的维新圈子里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报纸因梁而畅销，梁因报纸而出名，本是皆大欢喜之事，但结果却成了悲剧。

悲剧的根源，在于康有为希望将《时务报》变成康党的机关报。而梁启超的存在，则成了康党渗透报馆的最重要的渠道。这直接导致了报馆的分裂与阵亡。

早在报纸创刊阶段，康有为就曾希望以此为根据地，来阐扬他那一套“尊孔维新”的思想，并极力要求梁启超鼓动报纸采用孔子纪年。强学会前车之鉴犹在，梁尊师命提出这一意见后，遭到了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潇等人的一致反对，于是作罢。

《时务报》走红之后，康党紧急跟进，准备在澳门创设一份《广时务报》，亦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梁于是以“探亲”为由向报馆请假返回广东，积极参与新报的筹划工作。期间，梁曾致信汪康年，想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自立”。《广时务报》的刊名，据梁的解释，含有推广《时务报》和广东地区的《时务报》之意；内容方面，则是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日后梁启超指责汪康年排挤康党。但恰是汪康年同意了梁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的要求，反而是被视作康党的谭嗣同等人坚决反对这么做，理由是：两报粘成一片，恐怕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不如狡兔三窟。

梁启超此次返粤“探亲”，正是报纸内部分裂的起点。梁离开上海时曾约定40日返回，并答应寄文章回沪，不误报期。但抵粤之后，非但没有文章寄回上海，返回的日期也一再推迟。作为报馆经理的汪康年，对主笔梁启超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所不满，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种不负责任，在其“返粤”期间一再加剧。先是发生了梁启超主动要求随黄遵宪出洋的变故。1896年秋，黄遵宪被任命为驻德公使。黄随后要求调梁启超等人作为随员，一同赴德。梁启超对于《时务报》的分量众所周知。黄氏此举立刻招来非议一片，参与报馆创办的同仁们纷纷指责其居心何在。但黄遵宪之所以如此，实缘自梁启超的自荐。梁曾在五天之内，连续两次拍发电报给汪康年，谈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并请汪康年将自己这一愿望代转给黄遵宪。虽然梁启超承诺出国之后会继续恪尽职守撰文履行主笔职责，但在汪康年看来，“返粤”已不能按约交稿，“出洋”之后如何，就更是未知数了。稍后，又再次发生梁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之事。对视报馆如生命的汪康年来说，对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

由于黄遵宪的出使流产和报馆创始人吴德潇的苦心挽留，梁最终没有出洋。1896年年底，梁自广东返回上海；次年年初，康门弟子麦孟华、龙积之、徐勤、康广仁等在梁启超的运作下，陆续进入报馆。报纸进入一段难得的平静期。但好景不长，二月份黄遵宪自京中给报馆经理汪康年发来一封长信，借在报馆实践“立宪政体”之名，逼汪交出经营大权；在贬汪、抑汪的同时则极力表扬梁启超对报馆的贡献，连带刚刚入馆的诸康门弟子一并盛赞，甚至于提出想让康门弟子龙积之取代汪康年“总司一切”。这封“二月来信”直接引爆了报馆内部此前一直“引而不发”的内部人事危机。

对黄的来信，汪康年极端愤怒。梁启超后来回忆，汪康年曾对他说：“公度〔黄遵宪〕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汪康年如此感觉。也确实是事实，黄遵宪虽然以借在报馆实践“立宪政体”为名，但其手段，无不是以强权压迫。

虽然汪的愤怒对抗让黄遵宪不得不选择退却息事宁人，但追究这封“二月来信”的始末，梁启超难逃其咎。对此，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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