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亡：康有为玩阴谋反被人玩】

1898年二月，汪、梁终于彻底反目。梁启超公开致信汪康年，声明决裂。梁此信对汪的指控要点有三：（1）《时务报》是由众股东集资创办的，汪对报馆大权独揽，遇事专断，视报刊为自家产业，令梁启超感觉有如“雇工”；（2）报馆内部汪氏一系对康有为的鄙视、排斥，令身为康门弟子的梁启超十分难堪；（3）指责汪康年经营不善，一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竟然会出现亏空，梁实在无法接受。

梁的这些指责全都不是事实。汪在经营上大权独揽，但在内容上，实则是梁启超大权独揽；再者，《时务报》的创办，汪出力最多，将报视同生命，也是事实；其他股东，要么没有时间，要么不如汪有能力来管理报馆，更是事实；至于梁所说的自己感觉有如“雇工”，则属夸大之词。报馆汪系对康党的排斥，自然更和康党对报馆步步紧逼的渗透有关；报馆亏空，则与《时务报》订户回款不及时、对报界后起之秀的扶植以及创办其他学会、刊物有关，绝非经营不善所致。

梁如此猛烈指责汪康年，其实是代表康党和汪摊牌。梁在信中极力“劝说”汪康年辞职：

“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按康党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汪康年辞职，梁启超接任。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颇有些有恃无恐、成竹在胸的架势。所谓有恃无恐，是指梁此时已经成功说服聚集在湖南的诸位报馆董事（上一年报馆改组，设立董事制度），尤其是获得了黄遵宪的支持，董事们一致同意逼迫汪康年交出刊物管理权，由梁启超接办；所谓的成竹在胸，则是指梁启超已经四方联络活动，做好了接班、重组《时务报》的准备工作，即便万一汪康年拒不辞职，梁也准备另办新报，新报的名字都已拟定，就叫做《新时务报》。

梁之所以会如此气势汹汹地“逼宫”，胁迫汪康年“禅位”，与汪在梁离开之后对康党的抗拒态度日渐加重有关。赴湘之后，梁启超未如约按期交稿件，前后仅寄出三篇不算正经文章的序言，其中两篇还是为康党著作所写。汪康年甚为恼怒，所以梁启超临走时交待他为康党书籍打广告的事情，也就一直拖延不办，最后拖不下去，广告登出来，康有为的大作《孔子改制考》居然只有目录介绍，没有书名，这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一则奇特广告了。康党对此甚为愤怒。

此外，汪康年对梁长期以来挂主编之名而不交稿的行为忍耐已久，干脆另外聘请郑孝胥来做刊物的总主笔，将梁的主笔衔更改为正主笔；郑孝胥的笔力不逮梁启超，汪康年遂将以前由梁主笔的“论说”专栏改版，成为选登外来文字的栏目，由郑负责筛选稿件。汪已不再妄想倚重梁启超，启动了报馆的“去梁化”，这显然不是梁启超以及他背后的康党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于是就有了梁启超的“二月逼宫”。不过，康党未免过于乐观。虽然聚集在湖南的报馆董事一致要求汪康年辞职，但《时务报》董事并不单单只有湖南维新士人，湖北、江浙士大夫参与者也很多。汪康年籍贯浙江，又长期任职于湖北张之洞幕府，湖北、江浙可谓是其本籍，所以，汪也绝非孤家寡人。湘、鄂、浙三省辗转一圈，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汪康年决定：拒不交出《时务报》。

屋漏偏逢连夜雨。汪康年前脚下定决心与康党斗争到底，后脚北京就传来消息：汪康年赴日本秘密会见革命党孙中山一事东窗事发。康、梁此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所以消息很快传回湖南。汪康年挚交邹代钧在湖南探得康党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又迅速将消息通知了汪康年，力劝他离职避祸。邹代钧在信中这样说：

“梁启超从京里发给黄遵宪的电报里，谈及你东赴日本的事情，梁认为此事牵动大局，应当迅速派人前来上海接办《时务报》。揣测梁信的语气，此事不可预测，可以平安无事，也有可能兴起大狱。他们师徒如今都在京城，不知将作何打算，你一定要小心。这话我不能不对你你讲，让你有所防备……昨天我还见到徐君勉写给韩树园的书信，信里说你东行与孙行者见面，大坏《时务报》的名声，想要让黄遵宪、梁启超赶快给京城写信，表明此事纯属你一人所为，与《时务报》馆无关，徐还极力诋毁你为小人。这些人如此议论，你千万小心，提防他们借此陷害你。”

信里提到的“孙行者”即孙中山，徐君勉即康有为的得力弟子徐勤，当时正在日本横滨主持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

汪康年赴日会见孙中山，曾与梁启超商量；康党开办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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