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也有孙中山革命党凑的份子。大难临头却打着“顾全大局”的幌子,全部诿过于汪康年一人,以求自保,康党如此做法,未免太过狠毒。然而,接到梁启超的来电,黄遵宪却依计而行,立即领衔通电各地,宣布将汪康年逐出《时务报》馆。
多方疏通之下,汪康年逃过一劫,见孙中山一事朝廷不再提及,黄遵宪的通电也被同仁劝回。反倒是春风得意的康党遭遇了麻烦,他们在京师开办的保国会遭到了弹劾,处境极为不利,康党注意力被迫转移,夺取《时务报》的斗争,也就缓和了下来。戊戌年四月到六月,饱受康党摧残的《时务报》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报纸内容质量逐渐回升,重获读者认可。
但这也不过是《时务报》最后的一段回光返照。康有为四月间被光绪皇帝召见,成为变法红人。五月间,康亲自草拟了一份名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的折子,请御史宋伯鲁代递给了皇帝。折子内容有两个要点:(1)建议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持。(2)建议“顺便”让梁启超管理各省民间报馆,采集、纠察舆论。
康有为终于走上了夺取《时务报》斗争的前台——你汪康年不是又臭又硬,看不起我的学说,不肯痛痛快快地将《时务报》变成我们的宣传阵地吗?我们不是一直奈何不了你吗?这回我请道圣旨,还真不信治不了你。
但折子递上去之后的结果,却大大地出乎康有为的意料。皇帝让孙家鼐等大臣研究一下康的这份折子。孙家鼐等人研究的结果是:这确实是一个好建议,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时务报》可以被改为官报;但梁启超正在办理译书局,这个工作很重要,不容分身,所以建议改派康有为前去“督办官报”;至于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按例是应该归属大学堂的。皇帝阅后准奏。
康有为很崩溃。没有“顺便”得到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也还罢了。最让康有为无法接受的是:督办官报之人,居然偷天换日,由梁启超变成了自己。这一换人背后的奥妙,玩阴谋而被人玩的心情,康后来在《我史》中痛陈:
“当时《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亏空巨款,报纸日渐零落,我唯恐报馆倒闭,于是写了个折子让宋伯鲁递上去,请求皇上下旨让卓如前去接管,并负责筛选各省报刊进呈给皇帝,皇上把折子交给孙家鼐等人研究。当时掌权的大臣对我不满,想借机将我排挤出京,于是顺水推舟,改派我去上海接办《时务报》,还以京官衔及督办等字样相诱惑,被我识破,拒绝了他们。”
康有为算计着给汪康年挖了一个大坑,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掉进这个坑的,竟是他康有为自己。他督办官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反而被孙家鼐等鄙薄康有为及其学术的朝中大臣巧妙地移植成了排挤康有为出京的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督办官报一职,本是康替爱徒梁启超量身打造,正以“帝师”自我期许的康有为如何能够看得上眼?何况得到一个《时务报》,却失去在光绪皇帝身边施加影响的机会,二者之间的得失,实不可以道里计。
但康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据说是听从了梁启超的意见:“(我若辞官)孙家鼐将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接受是接受了,但康有为还是不愿意离开京城,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他给汪康年去了一封电报,内容很简略,14个字:“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什么叫“一切依旧”?意思就是说,报纸改称官报了,但上海方面的人事还是照旧,由你汪康年来管,我这个钦命办报大臣只在北京“遥控”一下就行了,你汪康年要多多协助我。
汪康年没有理会康有为。他已遵张之洞之意,另办《昌言报》,只把《时务报》这个空头刊名给康有为腾了出来。
《时务报》死了。稍后不久,维新也会死。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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