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

改变一生的对话

1928年9月，梁启超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此时离他人生最后一站不足四个月。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痔疮发作时，他就侧坐着写；住院期间，仍托人寻找有关辛稼轩的材料；材料找到后，又不顾重病，提前出院继续写作。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这样一位少年暴得大名、堪称“舆论界骄子”、叱咤清末民初政坛20载的显赫人物，如此忘情地投入呢？

梁启超之所以编写《辛稼轩年谱》，或许是因为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辛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在词学上又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南归之后，虽然终其身也未被南宋朝廷重用，但他本人却时刻关心着国家的休戚和民族的命运，正如朱熹所说，辛稼轩“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梁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流亡海外13年之后，梁启超回到故土，试图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无奈屡屡受挫。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并拒绝他的改革主张。

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最后一变。在梁启超57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五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少年梁启超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这一段的学习，不仅给梁启超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也是他后来能够对传统国学进行深入研究和大胆变革的先决条件。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这一年，他还是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这三院与学海堂齐名。广州五大书院，梁同时就读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嗜书如命。不但泛读了大批儒家典籍，还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汉学的基本训练。学海堂以小学和典章制度的研究为主，教学生学会辞章训诂，对典籍进行考证、辨伪、校勘、诠释等工作。在这里，梁启超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积累。

在梁启超的身上，似乎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学习热情，他求知欲、创新欲极强，学一门爱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总能学有所成。

17岁的时候，梁启超即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这位青年新贵，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将其妹妹许配给梁启超，并携梁赴京会试。假设梁启超当时真中了进士的话，那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可能没梁启超什么事了。

可恰恰就在此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知识广博，眼界开阔，尤其重视史学、今文经学和西学，当时的梁启超只能望其项背。梁启超不无谦虚地说过，“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从学康有为四年后（1894年），师徒二人一同赴北京参加会试。在京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到康有为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参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会成立后，又任强学会书记。后来，强学会因慈禧的干预被迫关闭，梁启超应黄遵宪、汪康年之邀，南下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的“暴得大名”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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