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能够直接全面反映康有为光绪十四年(1888)在北京活动情况的原始资料极为罕见。我们所据以研究康氏当年活动的文献，基本上是回忆录这种次生形态的史料（主要是康有为本人的自编年谱及其弟子的著述），以及康本人留下的手稿墨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状况，近代以来学界对当年康氏活动情况的了解很难超出康氏论说之藩篱。（注:学界对康有为1888年在京活动情况的研究主要反映在相关论著与论文中，如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全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沈云龙《康有为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董士伟《康有为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何一民《维新之梦——康有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事实上，研究这年康有为在京活动，仅据康氏多年后的自述是不够的，甚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误导，参诸其他史料综合分析其个人的早期历史，才能发掘出康氏作为一位科场失意的士人当年在北京的真实处境与活动。

一

光绪十四年(1888)夏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据康氏自编年谱，乡试落榜后，康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遂蒙生了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遂“以书陈大计而责之”，此事在京师颇有轰动。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余丈，康氏又借此机会“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该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转交翁同龢，但因种种缘故，翁并未将其代呈御前。（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第15-18页。）这些情况是我们评价康氏早期政治活动所经常提到的。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动（包括联络朝贵）均与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相关联，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如果联系到十年后康有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对康氏的这些陈述可能很少有人会持有异议。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康有为进京，与其说是应顺天府乡试，勿宁说是为了发动变法。所以他和其他应试土子绝然相反，不是关起门来搜索枯肠杜撰八股试贴，也不是到处钻营，寻找门路，托人情走后门，冀求金榜题名，而是广泛联络京官……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注: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第61页。）这一结论似与康氏自述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不过，有关康氏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其他同时代人的说法非但与康说有异，甚至有相抵牾者。

近人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撰《康有为事实》中说:

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騤、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

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注: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这段叙述将康有为在京活动称之为“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与康氏自述之从事变法活动可谓大相径庭。《康有为事实》（共三十二条），撰写于戊戌年十月，系梁鼎芬送至日本驻沪领事馆揭发康有为“罪行”的材料，意在劝说日本方面驱逐流亡彼国的康、梁，所以文中充斥着抵毁、攻击之辞。

此前，在九月十三日（1898年10月27日）《申报》上，梁鼎芬已刊发了《驳逆犯康有为书》，对康流亡海外后在报端攻击、谩骂慈禧的行为大加挞伐，其中也提及康氏光绪十四年初上皇帝书一事。梁文云:

尝观其初上皇帝书矣，有云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又云，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之弄权，外无强藩大盗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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