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梁氏言辞尖刻，夸张渲染之势自然难免。与康有为本人的解释截然不同，梁鼎芬全然否认康氏具有政治理念与爱国情怀，强调其追名逐利的私人动机。应该承认，康、梁各自叙述中均存在强烈的感情色彩，或过分溢美，或极力贬斥，各持一端。只有努力将其中的主观因素剥离出来，并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细致的考察，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康有为当年在京活动的真实情况。

二

尽管梁鼎芬所揭康“遍谒朝贵”之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光彩，不过，从康当时的地位和处境去考虑，可能更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他们二人早期曾有过较深的交往，梁说恐非毫无凭据。对此，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言:

仆尝闻太史入翰林后，初识康，恒有往还。……康赴顺天试不售，流落京师，遍谒朝贵，上书甚多。太史屡函诤之，又寄七律一首云:“怅望江头日暮云，词人绝代御兰芬。上书不减昌黎兴，对策能为同甫文。可惜平生邱壑愿，竟违天上凤鸾群。倚门慈母今头白，玉雪如何溷世纷。”末四句盖惜之，亦讥之。（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据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

穗石闲人此文与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同时刊于《申报》，这里不排除他是在为梁鼎芬帮腔，文中说康与梁“恒有往还”，自然有助于增加梁鼎芬揭露康有为诸事的可信程度。不过，他提到二人关系曾经密切应是实情，虽然康有为本人在自编年谱中没有一字提及梁鼎芬，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之间早年没有私谊。

从一些材料看，康有为在粤时不仅与梁鼎芬有交往，而且与梁之舅父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字延秋）有往来，并视为知己。据康氏年谱，光绪五年(1879)康居西樵山，“编修张延秋先生（讳鼎华）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相与议论，由是订交。后多次访晤。“尽知京朝风气”，二人且有诗文唱和。（注:康有为曾有《送张十六翰林延秋先生还京》、《闻张延秋编修典视闽中还，病居烟浒楼，自苏村寄怀》诸诗，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19页。）康、梁结识大约也在此时，次年，梁鼎芬中进士，改庶吉士，舅甥皆供职翰林院。光绪十一年(1885)梁鼎芬因纠弹李鸿章，被以“妄劾”罪连降五级调用，于是南下广东，主讲于惠州丰湖书院。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先后出任肇庆端溪书字及广州广雅书院山长，梁与康“恒有往还”或在此时，康有为诗集中即收有《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寄梁大编修》诸诗（注:《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19页。）。据康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夏，因“张延秋招游京师”，康北上应试，不料，“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视其殁，营其丧。”（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页。）从穗石闲人所说康流落京师期间“太史屡函诤之”的情况看，张延秋殁后康与梁鼎芬曾仍有书信往来，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次年夏康有为返粤后，创万木草堂，广招门徒。梁鼎芬曾赠诗“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注:参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十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76页。）以示赞誉，可见他们仍然是朋友。当然，对康热中功名的心态梁氏每每予以讽劝。其《题简竹居读书草堂》诗云:“迎阳故作轩窗敞，耐冷还依水石严。今日承平无个事，干龙不必问飞潜。”（注: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十八），第12881页。）其中即含讽康之意。康有为编年谱中讳言早期与粱鼎芬之关系，可能与戊戌后二人关系极剧恶化有关。

所以，尽管梁鼎芬披露康氏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有诋毁的倾向，仍属局内人之论，这一点大略无疑。何况，梁所说康当年“遍谒朝贵”“上书谀颂”等情形从现存康氏遗稿中似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1961年康同凝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康有为遗稿、函札中，有若干通1888至1889年间康氏致徐桐、潘祖荫、祁世长、曾纪泽、盛昱等人的信札，均系抄件。（注:这些信札均已收入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认为这些函札非昔日底稿或原件，真实与否尚须慎重考订。（注: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603-619页。）笔者认为，从康氏改纂《戊戌奏稿》、将1901年至1902年所写《大同书》伪称撰于光绪甲申(1884)等情况分析，他对旧稿重新增删改写抄缮之事并非没有，致诸朝贵的函札内容也可能有所增删，但满篇皆是的“谀颂”之词恐怕仍是当年的原话。如康致潘祖荫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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