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与康有为完全无关】

1898年，梁启超撰文《创办时务报源委》，攻击报馆经理汪康年排挤康门弟子，称《时务报》的创办是康有为在广东运筹帷握、遥领指挥的成果。其原文称：“强学会停办之后，穰卿（汪康年）即在沪度岁（时穰卿已移家上海，时启超方在京师），康先生并招出沪，改办（时务）报以续（强学）会事。”这段话背后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时务报》是在康有为的召集和指挥下创办起来的，不但是弟子梁启超，连报馆经理汪康年都是康有为“并招”出山的；其二、《时务报》与康党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总而言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时务报》的创办，康党居功至伟。这一说法，竟被后世视作常识。

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的真相。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并没有提出“ 以报续会”的设想，他也没有参与《时务报》的筹办。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更是与康有为的召唤毫无关系。

先说强学会。1895年11月间，康有为自北京抵达南京，试图游说张之洞捐资创办上海强学会。游说有成，但康、张之间的交流并不融洽。康有为主张“孔教救国”，宣传“孔子改制”，张之洞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张曾对康有为说：“只要先生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我一定竭力供养”，康当时傲然回答：“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区区一个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多年之后，弟子梁启超将乃师的这种自信称作偏执。

获得张之洞的支持后，康有为因为必须返回广东为母亲祝寿，找到了汪康年，希望由汪出面主持上海强学会。但结果是：康有为刚刚回到广东，康党仅出版两期的机关刊物上海《强学报》即遭到了张之洞的干涉和当局的封杀，缘由是该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随后，强学会也被解散。张之洞则收回了资助强学会的余款。康门弟子徐勤、何树龄等也相继在康有为的召换下离开上海返回广东。梁启超所谓“改办（时务）报以续（强学）会事”，在史料方面，毫无踪影。

如果一定要说《时务报》的创刊和康党有什么联系的话，则无非有二：其一，汪康年努力争取到了张之洞资助强学会的余款，这笔钱对报馆初期的运作至关重要；其二，主笔梁启超乃是康门弟子。但前者不足以说明《时务报》是强学会的延续，后者更不足以证明报馆的创办与康党有什么关系——曾参与报馆创办事宜的吴樵曾如此向汪康年推荐梁启超：

“卓如近在闲住，意欲到沪助公，或在鄂译书局觅一事，渠未写信，属代致，均望公筹之。康徒唯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公不可无以报之。”

“康徒唯此人可与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据吴樵判断，梁启超的学问、政见，与康有为是有区别的，正因为存在这种区别，所以他才向汪康年推荐梁启超，认为此人可以共事。这恰恰说明了《时务报》初创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康有为异想天开的“孔教救国”、“尊孔维新”缺乏好感。

至于梁启超自谓其参与报纸的创办，是受了康有为的召唤，则更是事后的睁眼瞎话。梁其实是汪康年邀请召唤到上海来的。据《汪康年师友书札》，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五日有一封回复汪康年邀请的书信，信中说：

“二月初七日来书得读。……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弟三月决出京。”

信中有两层意思：其一，汪康年在上海意欲办一份宣传维新变法的报纸，去信邀请梁启超加入（汪与梁早年同在石星巢门下读书，乃同门师兄弟）；其二，与汪康年在上海矢志不渝的努力相比，梁启超虽然表示乐于受邀，但却存有徘徊之念，其参与的条件是“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8年7月，康有为私下里曾给汪康年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报事本足下与公度（黄遵宪）、卓如（梁启超）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一无所助”，是无奈必须承认的事实；“承强学而起”，则怀有夺取《时务报》未果后的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