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落第，迁怒于人】

徐桐确是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但康有为对徐桐的这番栽赃，却存在明显的漏洞：1888年顺天府乡试的的主考官是户部的满汉两位尚书福锟和翁同龢，并不是徐桐，孙诒经、王锡蕃等人也都不在考官之列。当然，康有为这样明目张胆地作伪也是有原因的，次年，1889年，为了庆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还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正是徐桐。

很显然，此次入京，康有为前后参加了两次科考，俱是名落孙山，对已经宣布学术大成的他而言未免大失颜面。第一次乡试的主考官翁同龢，乃是清流领袖，康有为一直宣传其颇为赏识自己，这暗中作梗阻碍自己中举的，自然只能是素以保守著称的徐桐。将两次科考落第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并归咎徐桐，就成了康有为必然的选择。

至于徐桐的记恨，倒是有迹可寻。康有为来京之后，曾三次登门求见徐桐，均被拒之门外。后徐桐派人前来问康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于是写了一封乖张之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又说什么“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暗责其身为帝师尸位素餐。徐桐因此被激怒，斥责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草率上书，并无新意】

科举落第之后，康有为试图采取制度外的方式以求进入权力中心，其主要手段就是遍访京城权贵，兜售自己的变法“万言书”。后世论及康有为这份《上清帝第一书》，众口一词称其主旨乃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这实在是大大的过誉之词，甚至可以说是不实之词。

这份上书约5000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了许多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形势，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第二部分的主题则是朝廷该如何“变法”。第一部分所谓的外患与内忧，与朝中一般清流人物常年挂在嘴边的批评并无两样；第二部分也没有什么新意，康有为提出三点具体措施：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虽然康有为大谈了一通祖宗之法当随时随势而变的大道理，但对要变的“新法”是什么样，怎样变，康有为却全然没有提及；至于“通下情”，不过是指责地方督抚道台等官员隔断了民意上达天听，建议模仿周代设立“训议之官”，与民权、议院自然是毫无干系；“慎左右”则更无实际内容，无非是希望皇上在用人上面能够辨别忠奸罢了。

通观这份《上清帝第一书》，虽气势恢宏，言辞犀利，但在如何变法，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上，平淡苍白几近空洞无物。与当时清流台谏们的高言空谈相比，言辞激烈虽有过之，但具体内容甚至尚有不及。康有为当时对于变法还没有统筹全局、循序渐进、条清屡析的认识，这份上书也算不上什么“变法提案”。至于有学者认为康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向皇帝递上这份极不成熟的上书，与其说是出于对国势危急的忧心如焚，倒不如说是想凭此在即将到来的朝局大变动（慈禧拟退居幕后，皇帝即将亲政）中分一杯羹，则是见仁见智了。

【处处碰壁，托身于教】

康有为一度对自己这份上书寄予了厚望。在给弟弟康广仁的书信里，对上书最坏的后果作了三种预计：下狱、流放边疆、押解回籍。虽则如此，康仍相当乐观：“计公卿自翁、潘，御史屠皆爱我，必相救也。”

但结果是翁同龢拒绝代递康有为这份上书。按制度，康当时是监生，监生封奏须由国子监长官代递，上书遂辗转送至国子监最高长官翁同龢手中。《翁同龢日记》1888年10月26日条下记录：“盛伯羲拿来康有为的一封奏章，想让国子监代为转递。这封奏章言语太过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故坚决表示了拒绝。”

翁之所以拒绝代递上书，如其日记所言，与此书的清流台谏风格类似高度相关。彼时，慈禧太后归政在即，满朝上下俱战战兢兢唯恐此事横生枝节。两年前，光绪生父醇亲王即曾与清流领袖翁同龢达成共识，“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期冀以尽可能满足慈禧太后造园享乐的私欲，来换取其对权力的和平让渡。恭亲王倒台之后，李鸿章作为洋务领袖颇有独木难支之感，也曾有过一切寄望于光绪顺利亲政的感叹——“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它变。”

按规定，次年光绪皇帝就将举行大婚和亲政典礼，故此，对清流领袖翁同龢来说，1888年乃是关键之年。取悦慈禧太后，约束清流人物，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是眼下的头等大事。康在上书里提到颐和园，自然是翁同龢深为忌讳之处。所以，他在拒绝转呈康有为的上书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但翁既将康视作清流系一员，故而又将康有为上书的大概内容抄录一份私人存档。

康有为显然无法洞悉朝廷高层内幕，也无法了解翁同龢的真实想法。多年之后，康在《自编年谱》中再度将自己上书未能送呈皇帝御前的责任归咎于虚构的“顽固派”：“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士大夫攻之”。1889年9月，在京城呆了近一年半，一事无成的康有为颓然选择离开，临别之际，写下一首愤懑的《出都诗》，内云：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此番受挫，实与“虎豹狰狞”无关，只是这一年的政治气候实不适宜清流康有为生存。 康并没有遭遇具体的“顽固派”，但他已经开始考虑个人的“转型”——离京之前，康曾在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中谈及自己往后的打算：“我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其托于教乎？”

【学术转变，思想剽窃】

康有为自称自己的学术在1888年以前已经成型，这其实是个谎言。恰恰是在开设万木草堂期间，康有为完成了自己学术思想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背后还涉嫌剽窃。

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前，康混同于大多数的经学研究者，虽有几本著作，但并无多少学术分量。在当时的学术界籍籍无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康从好友沈曾植处借阅到一本张之洞门生廖平的《今古学考》。此书将儒家经学区分为周公的古文经学和孔子的今文经学，康有为据此修改了自己的著作。1889年冬，廖平到广州谒见张之洞，康有为得知消息主动前去拜访。康盛赞廖的《今古学考》，孰料廖正值学术转变期，他告诉康，自己已经改变了之前在《今古学考》中的观点，并出示了自己“尊今抑古”的新著草稿：称颂孔子素王改制的《知圣篇》与批判古文经始于新莽刘歆作伪的《辟刘篇》。康惊疑万分，继而写信攻驳达万余言，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要求他放弃新说，焚毁草稿。

最戏剧性的是，康有为最终完全接受了廖平新作的观点。于是也就有了康有为涉嫌剽窃廖平的学术成果的历史公案——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专家们一头扎进康的早期著作之中，力图找出其在获阅廖平著作之前，已经自发产生类似思想的线索，以求为康洗刷。正如清华大学编著的《戊戌变法史论述稿》所说：“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接受廖平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已有的《教学通义》（注康的早期著作）的基础。”但这样的辩护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康是在写出《教学通义》之后，才与廖平相见、展开激辩，并最终接受廖的观点的。若《教学通义》可以被视为所谓的“基础”，康又怎么会写信对廖平攻驳达万余言？

再者，《新学伪经考》是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康却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即已完成“思想转变”并完稿，这委实难以解释；更何况，《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全都围绕着孔子进行阐述，尊崇孔子之意无以复加，反观此前康有为的著作，孔子非但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而且屡遭排斥攻击。

作为康的高足，梁启超早已为这段公案作了了结：“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教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对康学术思想流变上有此一清晰认识，故而在三十岁之后，绝口不再言及伪经、改制。

【复原孔教，用夏变夷】

康有为信服张居正的名言：“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故而对自己剽窃廖平的学术著作，终生并无悔意——在康看来，在“复原孔教”这样的大任面前，剽窃也好，抄袭也罢，都不过是可以忽略的小节。

1888年，康有为曾产生过“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的狂想，这种狂想的思想背景，正是“复原孔教”。梁启超曾用“孔教之马丁·路德”来评价乃师，恰如其分地形容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的思想主旨——马丁·路德试图找回基督教失落多年的原始真义，康有为同样打着寻找“失落”已久的“原教旨”孔子学说的招牌。

康对宗教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年他在家乡西樵山参禅曾经走火入魔；后来又成为基督教《万国公报》热心读者；中国的圣人之学，则本是康的学术主业。廖平的论文给了康一个将儒、佛、基督三者结合起来的契机，他日夜穷思，终于“得道”，明白原来孔子才是“创教之圣”。至于孔教的“原教旨”，按照康有为自己的列举，则包括了“立人伦（平等）、创井田（富民均产）、发三统（变法）、明文质（进化）、道尧舜（民主）、演阴阳（大同）”（括号中的注释为作者所加）。在康的奇思妙想里，孔子的每一项学说，都对应着当时的西方文明，据此，康慨然长叹：外国全用孔子制。在康的敷衍下，孔子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主，儒学则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

“真理”已获阐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推广和实践。康一方面不断著述立论，继续完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万木草堂，大力宣传教义，培养“传教”骨干。康教导弟子们：“第一，要知孔子为万世大教主；第二，要知孔子弟子传教之难”，常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事例激励他们，以培养弟子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勇猛精神。

为了加强学术的信服力，康还曾求助于怪力乱神。他对弟子们说：“孔子的学说，只讲到一百世……从孔子到今天刚好一百世（不知道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此事相当神奇，大概百世以下的情形，是孔子所不忍言及的，确实天意深邃。”孔子为百世立法，之后所不忍言及的，自然正是当今世界西方“异教”盛行的情形。孔子不言，康却能将其阐发出来，无疑，康有为是孔子衣钵的继承者，负有在孔子百世之后，继续为后世立言立法的重任。康曾在《万木草堂讲义》中对他的弟子们预言：孔子的全世界大一统之治、大同之世，二三百年之后必行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用夏变夷”的时代、孔教的时代。

甲午之后，梁启超曾如此总结“康党”的活动宗旨：

“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有无，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梁这段“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的表述，恰恰道出了康有为曾经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的隐秘事实。

【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

康党从来都不承认清廷的这条指控，梁启超在政变次年出版的《戊戌政变记》里曾极力辩解：“人再蠢，也不至于蠢到跑到京城开设保国会，然后将几百名皇家宗室和满汉大臣聚集在一起，公然向他们宣布自己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叛逆之辞！”戊戌政变之后，康党四处宣传保皇，呼吁拯救光绪皇帝，康有为晚年更成为一个铁杆的保皇派。有这些事实作基础，也难怪许多人不相信康党曾是革命党。

康党这段隐秘历史被发掘出来，须归功于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教授。据黄教授考证，康党对满清存有异志，主张保中国而不保大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车上书。

但这个追溯恐怕比较保守。梁启超曾经用“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来概括康有为“复原孔教”的目的和主旨，这说明，早在万木草堂期间，“保中国不保大清”就已经成了康党的共识，只不过还停留在思想层面，尚未付诸行动。

章太炎也曾经曝光过康门弟子，说他们“以长素（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数年，当有符命……”，“符命”，自然是指改朝换代。

能够证明康党曾是革命党的最直接的证据，是戊戌年事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康门弟子何树龄1895年写给康的一封书信。信中说：

“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信旁此处有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耶？）……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

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反语；所谓“大同国”，则是康门弟子所期待的那个十年即有符命的康党之国——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大同是其论学的主要宗旨。用黄彰健教授的话说，是“实际上已经表明康党当日，非但主张革命，甚至已隐隐有着建国的构想”。是否有建国的构想，尚可存疑，但康党明确表示“不保大浊国”，却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

【以湖南为革命根据地】

康党一度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以民权、革命为主要教学内容。

梁受邀抵达湖南时，受到了上至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下至维新名士蒋德钧等，乃至于日后著名的“湖南守旧派代表”王先谦等人的热烈欢迎。迨至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却喊出了驱逐梁启超的口号。之所以会有如此转变，正是梁启超在湖南宣传革命而被揭破的缘故——湖南维新士人们邀请梁启超前来主讲时务学堂，本来是让他来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孰料梁到湘之后，大力宣传的却是革命思想，大力培养的却是革命人才。

对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一段自述：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经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当时学生都住在学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据梁启超说，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早在来湖南之前，在上海就与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在此不妨摘录两条梁启超的教学讲义的批语：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其仇视清廷，一目了然。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显然是在宣扬君民平等的民权思想。

据梁回忆，他们在湖南期间，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由此可见康党活动之激进。

此外，梁启超还曾给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建议湖南自立。梁如此说道：

“如今不变法，国家万无幸存之理；而要变法，当局又已经完全不能依靠……如果腹地的一两个省能够自立，中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伟哉！西汉末年的窦融，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注意经营河西，最终能够捍卫一方，辅佐光武恢复汉室……”

梁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劝陈宝箴推翻满清，故而含蓄地游说他在湖南实行新政，做到自立；但自立也有策反的嫌疑，所以梁又搬出了窦融的例子来自我洗刷。

梁在上书里建议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此前，谭嗣同等人已经组织起了南学会。梁启超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谈及开设这些组织机构的真实用心：

“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党一度准备在湖南扯起革命旗帜，连脱离清政府自立之后的行政机构也预先作了筹划，而且预定以谭嗣同为“伯里玺”（总统），康有为则是“教皇”。

【党魁倒向维新，革命成梦幻泡影】

湖南革命的大旗最终没有能够飘起来，因为革命党的党魁在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忽然倒向了拥君维新。

这自然引起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自立会会员，革命党人赵曰生就是其中之一。康有为1901年曾写给赵曰生，极力解释自己为何会在戊戌年6月之后，骤然由革命转向维新（当时，赵曰生作为革命党正被清廷悬赏通缉）。康说：

“戊戌年以前，国家多灾多难，慈禧专政，圣上没有权利，所以人人都不知道圣上的英明；我也是觉得上层的人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政治主张专以救四万万同胞为主，保中国不保大清。于是东奔西走，开强学会、保国会，打算建立议院，掌控民权以救中国。因为陈宝箴是个有志之人，所以我才让梁启超入湘，同时让谭嗣同也弃官回湘……湘中志士于是都奋发起来，就像老弟你所说的那样，人人怀着这种心思（革命）。但是，后来我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皇上实在是圣明英勇……”

康的这番解释能不能说服赵曰生不得而知，能不能说服今人也见仁见智。至少，曾与康党有过许多接触和合作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康有为的“倒戈”，是个人私欲作祟——受到了皇上赏识，谁还愿意做刀头舔血的革命党呢？甚至于民权议会也不必讲了，有个好皇帝就什么都解决了。

戊戌年后，康党以保皇的面目出现，其“革命”的前科就此湮没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