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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国民性”的重要。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批评说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集体性缺欠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诚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的启蒙，非自 五四 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 五四 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1898年至1902年，鲁迅到南京求学，后又到日本留学，这段时间恰好是梁启超最激进地倡言革命，发表“新民”理论、“小说界革命”理论的时候，正是梁启超“言满天下”、“名满天下”的时候，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鲁迅蒙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他是梁启超编的《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梁启超倡导的“新民”理论、“小说界革命”理论，在鲁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916年，陈独秀回忆和评论道：“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皆以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即受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学会发起时还请梁启超为赞助员。
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1911年，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正是受了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新民说》的影响。毛泽东评价梁启超为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醉心开明专制
当梁启超在日本大力倡导改造“国民性”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希望转而寄托于革命；而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却从激进的破坏主义变为过去的保守主义。为此，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大辩论，梁启超被革命派驳得理屈词穷。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梁启超之所以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跟他所倡导的新民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因为，在民智低下、民众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锻炼的国家，共和会成为一纸空文，仍由强权人物实行君主之实，民众则俯首帖耳甘为奴隶。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梁不仅反对共和、革命，甚至宣称：君主立宪虽然是维新派的政纲，但现在还不宜实行。为什么？第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胜任议会政治，以正常手段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第二，施政机关未整备，无论法制及其相应机构都离实行立宪政治有相当差距。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当时的中国只有实行开明专制才是最佳的政治选择。这便是1905年梁启超所撰写的《开明专制论》的主要观点。这种政体和理论，是封建国家实行由上而下的渐进性改革的一个中介、一个阶段。梁启超的开明专制，重点是保障民权，锻炼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自治能力和法治意识。开明专制可以循此进步为立宪政治。
尽管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长期以来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明专制也并非不是一种选择。实际上，梁启超当年的预言，很大程度上被辛亥革命后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所验证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回到国内，重新活跃于民国的政治舞台，先后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梁启超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于这两人，但这两人都是开明不足，专制有余，梁的政治实践注定失败。1917年11月，段祺瑞内阁倒台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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