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康有为的祖辈和父辈从本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出发，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纷纷投笔从戎，参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战争，康家两代人参战者达十余人之多，他们用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也使康氏家族步入了鼎盛时期。康有为的祖父，父亲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沿

着先人的道路，将康氏门庭更加发扬光大，自幼便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封建传统道德教育，“日闻其古贤哲之大义微言，日听古豪杰之壮节高行”，“坐行起卧必诲戒，喋喋言忠孝慈惠，信睦报应”，使康有为深受影响。长辈对康有为的文化学习同样不遗余力的加以引导。康有为天资聪颖，通过长期日以继夜，深夜不辍的学习，少年时代的康有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功底。随着年龄的增长，康有为的学识也不断增长，涉猎群书，好读说部、集部、兵家学和杂史。康有为十八岁时，祖父将他送到礼山草堂，礼山草堂的山长朱九江是声名赫赫的粤中大儒，道德醇厚，学养宏深，康有为来到礼山草堂，“得闻中国数千年学术之源流，治教之政变，九流之得失，古人群书之指归，经说之折衷”。康有为向往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以“雪祖宗之忿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之将泯，维王教于渐坠”为己任。康家发迹的文武二途，潜移默化的在幼年的康有为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康氏自幼接受的传统思想文化教育，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康氏的一生。

三

成年之后，已初步形成维新思想的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开始了救国道路的上下求索，接受了新思想的康有为，并未抛弃旧的一套思想，新旧两种思想同时处于康有为的胸中，相互间并不见冲突，反而显得相安无事，甚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康有为反感科举，但为了家族的荣誉，为了自身进阶，以便实现维新变法的政治抱负，他又数次参加科举；他接受了进化论，却以古已有之的“公羊三世说”阐释之；他确立了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却又抬出了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老祖宗——孔子，写下了《孔子改制考》，以孔老夫子早已行之的改制来附会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一系列“旧瓶装新酒”的言行，固然可以理解为康氏为了减少变法阻力，借古代权威来论证自己新思想的合法性，使那些花岗岩脑袋的保守官僚们至少不要动辄反对之。但这何尝又不能看作传统意识在康氏身上的一种自然流露，康有为对于孔子决不是将其当作泥胎木偶，抬出来唬唬人而已，他对孔子的真心景仰、笃信是一生不渝，愈老弥坚，在他积极奔走于维新事业的一八九三年，他由衷的赞美 “夫孔子之圣，惟天为大”，在清朝行将灭亡的一九一O年，他写下了《论中国宜用孔子纪年》，更是将孔子尊为世界万国典章制度、衣冠文物的始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仍旧由衷的赞美:“大哉孔子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溥博渊泉时而出之，所谓峻极于天而为至圣不可测之神也”。大胆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真心诚意的对孔子的景仰，确非一般腐儒所能及。

在他的晚年，复辟失败幽居美森院、逃避通缉期间，得暇撰写《康氏家庙碑》，为自己的家族树碑立传，值得注意的是，在落款中他特意写下自己在复辟时被封的“头品顶戴弼德院副院长”头衔，这也是康氏一生中所得到的最大“官衔”，虽然这一官衔为时人所诟病哂笑，对他本人来所也不过只是画饼充饥，他却非常珍视，引以为荣。康有为七十寿诞时，废帝溥仪特题字赐物，康有为感激涕零，“伏听感极，以喜以伤”，“此岂微臣所当被蒙，尤为老臣惊于受宠”。发誓要将溥仪所赐“付子孙传后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如果不看时代背景，我们完全会以为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文字出自封建时代一位寻常官员。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封建时代的“官本位”思想、君臣观念在康有为心中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它们始终是康有为人生观的基石。

我们介绍了中老年康有为的言行，又述及康有为的家世和少年求学经历，正是为了说明，封建家庭出身和传统求学经历对后来极力鼓吹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康有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无论如何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传统的力量渗入了康有为的血液，潜意识的支配着康有为一生的言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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