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考》自行焚毁。”

此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过一介举人，虽说其声名在北京有—定影响，但要摆平如此“谋逆”大案，那“多方奔走”四个字里，—定有许多的幕后文章。

根据梁启超写于此时的似乎很不重要的信，历史学家发现，他的“多方奔走”，其实就是“走后门”，走高官的后门。这些大官僚至少有:直隶总督李鸿章、皇帝老师翁同龢、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学政(副省长)徐琪，当然还有其他人。例如，要和翁同龢说上话，他们请

托张謇来作翁的疏通工作，因为张是翁最宠信的学生。如此层层托人，直指朝政最高层，这个后门，可是走得不小。

然而，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有谋逆嫌疑的《新学伪经考》案，毕竟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政治案件，即使康有为花钱买路，要抹平如此嫌案，确实很难。

真是天从人愿。恰在这时，弹劲康有为的御史安维峻犯了一个错误。那错误是如此严重，使朝中那些愿意为康有为说话的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是—个“爱国”的错误。当此之时，一八九四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中国，清政府对日宣战，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一战即溃，全军覆灭。于是，所有的朝中大臣都露出了爱国主义嘴脸，把满腔愤怒抛向李鸿章。本有言官之责的御史安维峻自不例外。但他在弹劲李鸿章“跋扈之罪”的时候，竟然让愤怒的子弹在慈禧面前擦边而过。他“请慈禧不能牵制光绪，李莲英不得干预政事”:如此开枪走火，甭说慈禧不能饶他，就是光绪也不敢不办他。于是他有了一个很惨的下场:不仅被撤职，而且被充军，从此便湮灭在边疆的茫茫荒野之中。

如此一个大逆不道的御史，其弹动康有为的奏章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朝廷要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康有为的谋逆之罪，而因京中许多大官请托，试图保康的李瀚章正不知道如何办理的时候，忽然得此消息，能不大喜过望吗？于是，安维峻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充军，李瀚章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便在一八九

五年一月五日向清廷递上了《查明举人康有为参劾折》，使这场喧闹一时的大参案得以平息。李瀚章的覆折，是这样的（译文）:“这个叫康有为的举人，我查过了。该举人为了求学问。多年吃苦。他读书颇多，应举而得科名，苦耕以资朝夕，决不是什么聚徒讲学，互相标榜。他是有自号长素这回事，那是取那两个字的延年益寿的意思，决不是希望自己成为素王。还有人说他的徒弟们有超回、秩赐等号，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于所谓《新学伪经考》嘛，那是一本关于本意尊圣，意在尊崇孔子的伟大著作。里面当然有些怀疑什么的文字，但那是怀疑传经的诸儒。而康有为要说的是:读书要有点距离感，不要为古人所欺骗。如此好学之心，决非离经叛道。他的书在基本原则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求学的知识分子并不崇尚它，大街小巷也没有出售的，他用来教点学生，那不过是为了科举罢了！臣的意思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件事，让他把书自己销毁，就算了……”

历史学家查阅当时宫廷御档，对李瀚章这一奏折，有“知道了”三字批示。《新学伪经考》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此案如此摆平，康有为无比欣慰。两个月后，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他再次陪梁启超来到北京。此次进京，又是参加会试。但历史给了他另外一个契机:他走在赴京途中的时候，正与甲午战败、赴日求和的李鸿章擦肩而过。

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公车上书”拉开了序幕。

（摘自《清朝那些事儿》 作者:朱景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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