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的郁闷的确与“喉舌”这个词有关。
林立果是高校教员，教新闻，学名叫大众传播。本来他有硕士文凭，没想再读博。可这几年，各地高校都刮起了教师赌博——读博风，许多说话还颠三倒四的人，却因为有了博士文凭而占尽便宜，这让林立果这样说话顺溜的教师忿忿不平。不平的倒不在于什么白痴都能戴顶博士帽，而在于，那顶帽子差不多等于是花钱买的，且花的是公款。因为学校有政策，只要在职读博能拿到学位证书，五分之四的学费由学校报销。是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也加入了“赌博”队伍。其实现在读博相当容易，对林立果来说没什么压力，只要一外二外考试过关，有一定篇数的文章公开发表，毕业时能交一份不低于若干字数的论文，就算大功告成了。而且这是比较正规的，另有一些不正规的，还可以免试外语，免公开发表文章，只在毕业时交篇论文就算了事。当然享受这后一种待遇的，得是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或有相当身家的大款富豪。林立果不是领导不是大款，他得走正规的博士通道。不过他倒不怕正规，他一外二外都学的不坏，公开发表的文章也超过了学校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他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不光答辩委员会满意，连出版社都认同，人家建议他再充实些内容，准备半年后出书。可都这样了，他为什么还郁闷呢？
问题出在那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上。
毕业前夕，学生在把公开发表的文章上报校方时，一定要附一份那发表文章的杂志社或报社或出版社出具的文书，以证明那文章确为某人所作。比如吧，你叫金庸，你在《明报》上连载了《天龙八部》，可尽管天底下有好几亿人都知道你就是金庸，《天龙八部》就是你写的，而且拿了稿费后，你还请大伙喝过啤酒，你的导师还因忙活了一辈子也没写出一本《天龙八部》这样的书而嫉妒过你，但你要把《天龙八部》作为你的成果交上去时，你也必须去明报社开一张盖有红印的证明信，这样，校方才认可你这个金庸确实写了一部书叫《天龙八部》。如此一解释就很清楚了，而顺着这样的解释，林立果郁闷的根源也就找到了。他曾在一本叫《喉舌》的杂志上发过一篇挺有分量的文章，《论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他把这篇文章作为成果报给了学校，但却拿不出《喉舌》出具的证明文书，原因是，《喉舌》这份杂志于半年前停刊了。
前边说过，林立果公开发表的文章篇数多于学校要求的篇数，既然《喉舌》已不能为他出具发表证明，他尽可以报其他文章充数，分量弱一点应该无所谓的。谁都知道，那文章报上去也没有人看，根本没人关心学生的成果中哪篇分量轻哪篇分量重。可问题在于，在学校对发表文章的要求中，有一条是：必须有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林立果的文章大多发表在《新闻实践》上，《现代传播》上，《新闻阵地》上，那些杂志都不“核心”，只有已经停刊的《喉舌》是核心期刊，所以他必须上报《论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
曾经重要过的新闻理论类杂志《喉舌》是家北京的刊物，林立果与他们的编辑不熟，但他们决定发文章时，给他打过电话，这样林立果也就有了他责编的电话。林立果便找到他的责编，说了打证明的要求。人家倒挺客气，但解释说刊物停了，章已废了，打证明也只能打个白条子证明。林立果就找了学校的有关领导，说了这个情况，希望他们对《论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做特殊对待。可有关领导认为搞特殊化是对学术的玷污对学衔的亵渎，表示打白条子绝对不行。
“你怎么能证明白条子不是你自己写的呢？”
这一问让林立果无言以对。他只能说：“不是光有白条子，杂志上还有我名字呀。”
可有关领导说：“没你名字更不行了；打证明的意思就是为了证明，杂志上的文章署名是否是你。”
林立果说：“是我是我，怎么能不是我呢，我身份证户口簿上都是这名字；这么些年，我也没听说还有别人叫林立果的，搞新闻研究的林立果就更没有了。”
“我可听说过还有人叫林立果，”有关领导一直板着的脸上忽然笑纹绽放，“也许你还小吧，不知道当年有个林彪，林彪的儿子就叫这名字。”
虽然林立果出生时林彪和他儿子林立果已经死了，可林立果怎么能不知道他们父子呢。他认为有关领导是嘲弄他，但他只能忍耐。“你应该相信我是个诚实的人，我是党员。”
有关领导重新严肃起来：“那些腐败分子有几个不是党员的？又有谁不标榜诚实？”
林立果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只能去找导师，希望导师证明他有能力写出《论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这样的文章。导师对林立果的情况表示理解，也相信他的水平；但导师说即使他们教条主义了，你也得尊重他们的规矩，因为，“谁又来证明我出具的不是假证明呢”？
林立果认为导师的逻辑是混蛋逻辑，比刁难他的那个技术官僚还要混蛋。他说难道他们相信你可以当好博士生导师却不相信你有诚实的人品吗？那德高望重的导师居然嘿嘿地笑了，不相信就不相信吧，我不怪他们。
林立果忿忿地离开了导师，可他的事情还要办呀。他就买了两条烟两瓶酒，晚上去了有关领导的家。他首先说有关领导坚持原则的作风让他深受教育，然后再次请有关领导网开一面，允许他使用一回白条子。有关领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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