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

作者：蒋巍

第四章　　长江悲歌
　　1、“七仙女”跑了
　　 毒日头高悬云天，晒得皮肤发烫。屋里却阴凉阴凉的。张建清，三十多岁的汉子，手捏着一张纸条，一屁股坐在地上，激烈起伏的胸腔里发出一种闷闷的怪声，浑浊的眼泪涌泉似地流，把脏黑的脸纵横成吓人的怪模样，他在哭。
　　 他的三个女儿，8岁的小芳、6岁的小玉、4岁的小华，小手黑黑的，小脸脏兮兮的，看到爹哭，吓得像受惊的鸡雏儿挤作一团，也跟着低一声高一声地哭起来。
　　 张建清的脏手里捏着的那张纸条，是他妻子桂花留下的，上面是用铅笔写的几个歪歪斜斜的字：“日子没法儿过，我受不了，走了，你自己过吧。”那天大早起了雾，漫山遍野白蒙蒙的，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的模样。后来村里有人说那天看见桂花了，桂花夹了一个蓝布包裹，还跟他打了招呼，然后匆匆下山。还有下地干活儿的人和沿江卖零食的人说，见她奔码头去了。
　　中午，张建清从一公里以外的山洞挑水回来，只见三个闺女在家院里爆土扬长地疯闹，桂花没了。他满山满野地喊，没人应。怪了，到屋里一看，柜子上面放了一张纸条，拿起一看，明白了，张建清立时觉得生活像山洪冲垮的泥草房一样，转眼之间就塌了。一个男人，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怎么过呀！
　　 这是1993年秋，发生在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棉花村的一幕。
　　 全村所有的人都记得，张建清当初拣了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好媳妇，这件事让全村男人好羡慕。
　　桂花是云阳县的，家住离县城八十多公里的深山沟里。那里没电，没田，没路，几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靠在乱石岗子里开荒刨地，胡乱种点儿苞谷、红苕什么的存活，日子穷得叮当乱响，就像糊不住窗户的破草纸，风呼呼往里灌，把什么都吹光了。桂花17岁时候，爹妈就给她定了亲，对象是邻乡的农民刘春田。这是穷人家的一种“换亲”，也就是为了两年后，把刘春田的妹妹娶过来给桂花的哥哥做媳妇，这样两家都省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里还极封建，也极封闭，女孩子大都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听凭父母、媒婆主宰自己的命运。自由的爱情似乎仅仅是遥远天边的一抹彩霞，望得见却是摸不着的，想都不敢想。桂花也是如此，听说父母把她许给什么刘春田了，许就许吧，她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只是默默地等着嫁人的那一天。
　　转年春节时候，山里山外，这乡那乡，农户人家开始串门儿走亲戚。与刘春田同乡的一位妇女到桂花家的村子里看望弟弟一家，有外乡人来，山里人都愿意凑热闹，听来客摆龙门阵，讲讲山外的故事，听听新鲜，开开眼界。不知谁提起桂花将来要嫁给刘春田，那位妇女惊讶地瞅瞅眉清目秀的桂花，脱口说了一句：“你傻呀？那刘春田是个大粗脖子……”
　　大粗脖子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是由于饮水缺碘造成的。桂花一下愣了，眼泪顺着脸颊成串往下流。她万万没想到，爹妈为了“换亲”，给她找了个大粗脖子的丈夫。当天晚上，桂花家里闹了个鸡飞狗跳，桂花哭着喊着，死活要退婚，爹妈为儿子着想，死活不允。
　　桂花是山里养大的野丫头，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和烈火般的性情。第三天，桂花红肿着眼睛，悄悄离家出走了。
　　那时候，桂花还不知道什么叫出外打工，她只想找一条活路。不知她怎么流落到奉节县永乐镇的，也不知张建清怎么撞上她的，更不知道张建清跟她说了什么，许了什么愿或吹了什么牛，反正桂花跟着张建清进了家门，当天晚上就成了他的媳妇。也许一看到这个穷困的山村，一走进张建清那破旧的草房，桂花就后悔了。但夜幕已经降临，油灯已经点亮，桂花能看到的，就是那黑黝黝的四壁。她害怕了，她只能认了。何况那时张建清刚二十多岁，浑身油黑的疙瘩肉，也算一条能干的精壮汉子。桂花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日子。桂花长得很清秀，一双眼睛水汪汪的。她的突然出现，让这个村的男人女人很是惊讶了一阵子。女人们多多少少有点妒忌，纷纷私下猜测着她的“来历”，“保不准背后有啥事儿”。那些光棍汉子则贪馋得直吧哒嘴，说张建清“这家伙真他妈有福气”，“拣回个七仙女”！后来村里有人开玩笑问桂花：“张建清是怎么把你骗到手的？”
　　桂花说：“那时我小，哪儿都不知道，糊里糊涂买票上了船。又跟着人流下了船，一路瞎走，在江边遇到张建清，这家伙见我孤身一人，凑过来跟我搭话。我见他模样端正，不像坏人，就跟了他，哪知道是屎坑挪尿坑，上了他的当了。”
　　神话故事像梦，可以让你沉湎于甜美的想象。现实生活像针，会把你刺得鲜血淋漓。“七仙女”桂花在棉花村生活了不到十年，终于受不了这里的焦渴和贫穷，还是跑了。
　　（2003年9月10日晨，我和国家水利部的吴安民、重庆市水利局的刘德高两位同志，乘坐一辆墨绿色越野车，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北岸的公路向下游方向疾驰。一路上，我们穿过许多富有特色的灰墙黑瓦的小镇，这类小镇常常只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街，南侧房子后面是浩荡长江，北侧房子后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房子都显出经年历久的老气与灰暗，有的地段很安静，偶尔会见到几位老者吸着烟闲坐门口，漠然看着我们的车疾驰而过。遇有集市，人便突然多起来，缕缕行行在一排排花红柳绿的地摊中间拥挤着，徜徉着，那近乎沸腾的气氛显示出百姓日常生活的嘈杂、琐碎、忙碌和热闹。这类小镇许多房子的墙壁上，都用红油漆写着“169”、“170”、“176”等数字，这意味着某一天，在举世关注的三峡工程全部完成之后，这些古旧小镇将永远地沉入水下，消失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之中。望着那些灰暗、斑驳、疲惫的老屋，和坐在屋前的同样灰暗、斑驳、疲惫的老人们，我想，淹掉它们是对的。
　　改造它们是文明的渐进，淹掉它们是文明的突进。
　　历经九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晚七时，我们抵达在三峡大移民中名声大噪的奉节新县城。奉节，是一座文化积淀极为深厚、充满历史传奇的古城，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已设为县邑，唐贞观23年时，为彰表诸葛亮“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夺”的忠君爱国精神，更名为奉节县并沿用至今。2000年夏，为告别三峡，我曾乘船沿江而下并慕名到过奉节旧城。那时我曾想，把这样一座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的老城淹掉，再建一座新城，是何等艰难浩繁的大工程啊。时隔不过三年，当我在夜色中驶入高耸于长江北岸的奉节新城时，不禁大吃一惊！一座座崭新的、颇具现代风采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排山而立，宽敞的街道上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各类国际、国内名牌专卖店、超市、商场、饭店沿街而立，灯饰精美，橱窗明亮，青年着装之时尚，街市之繁华，与大都市的商业区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
　　正是伟大的三峡工程，推进了两岸文明的突进，使风烛残年的奉节老城摇身一变，竟成为风情万种的青春少女！
　　第二天，9月11日，恰逢中秋节，由奉节县水利局周世勇副局长、水利科朱光辉科长陪同，我们乘车出城，上轮渡，过长江，然后盘旋上山，由柏油路而水泥路而砂石路而坑洼不平的山间土路，再驶上崎岖蜿蜒的小路。山路一侧是陡立的峭壁，一侧是草木丛生的深谷，远远望去，谷底的村落像小小的火柴盒。越野车在路面上东摇西晃，人在车里也东倒西歪，最后是离车步行，上坡下坡，穿过一片片柑橘林，终于到达永乐镇所属的棉花村。
　　土墙，黑瓦，老屋，我仿佛进入历史的深处……）
　　2、只有苦水的日子
　　 桂花跟张建清过上了，才知道这里吃水是如此的艰难。
　　 棉花村坐落在长江南岸的大山里，海拔近九百米，全村三百来户，分散居住在近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六个较为集中的居住组中（过去叫生产队），只有两个组的住地有泉眼。张建清家吃水，必须到一公里以外的沟下担，那里有个泉眼，去担水的农民排着队等，等到了，一瓢一瓢接，然后再背或挑回来，大半天也就过去了。桂花接连生了三个女娃，日子越过越难，年景不好的时候，粮食都吃不到头，经常还要村里或左邻右舍接济。张建清也活得越来越累，农忙时老牛似地埋头地里的活儿，农闲时就跑出去打点儿短工以补贴家用。这时候，吃水就得靠桂花去担。
　　 无论刮风下雨，水总是要挑的。木桶本来就沉，来回两公里多，又全是爬上爬下的山路。到了泉眼那里，还要排队等，等到了再用瓢慢慢接。这样，挑一担水回家，往往要几个小时。到了冬天，海拔近九百米的高度也会结冰的，那时山路又陡又滑，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摔下去。
　　桂花从家里逃出来就是因为那个未婚夫的家乡水不好，喝出个大粗脖子。没想到进了张建清的门，吃水还是这样的不遂心。桂花的身子本来就纤细柔弱，每次担起两只沉甸甸的木桶出门挑水，望一眼从草丛中延伸到山梁那边的崎岖小路，想想来回的路程和肿痛血红的肩头，她就想哭！她怨自己命苦，怨张建清住这么个鬼地方，怨自己当初没长眼睛没长脑子，一头撞进这个穷山窝。但是，为了三个女娃，她只能咬牙挺着，肩头上颤着竹扁担，一步步挣回家，然后来不及喘气，又得拾掇菜园子，喂猪，抱柴，烧饭。熬到天黑躺到床铺上，她觉得骨头都散架了。
　　 饭吃不饱，水喝不上，窗户进风，房子漏雨，女儿上学交不上学费，这穷得尿血的日子能过得好吗！也许，还因为桂花没生下男娃，张建清火气就格外凶。两人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基础，桂花也是不肯低头的辣女子，为这些揪心事儿，两口子常吵架，你一声嚷我一声骂，吵到火头儿上，两人就揪打起来滚成一团，吓得孩子哇哇哭。
　　 日子越过越穷，心越过越凉。
　　以往，无雨的季节，干旱的年头，几个队的人常因为抢水打得头破血流。桂花见过，所以挑水时总是小心翼翼的，不争不抢，很守规矩，也很礼貌。1993年，春旱，泉水流量很小，那天傍晚她去担水，木桶还没放地上，前面的几个男女就因为谁先谁后恶骂起来，后来本队的帮本队的，担水的人竟分成两三伙，昏天黑地撕打成一片，只见那些男女血红着眼睛，张牙舞爪，吼骂震天，扁担乱抡，石块横飞，转眼就打倒了几个，担水的木桶、塑料桶和大葫芦也砸碎了不少，还有人嚷着回去开拖拉机，“压死狗日的”！
　　桂花吓得小脸刹白，刚要闪身躲，混乱中有人一扁担抡在她腰上。桂花当时就瘫坐在地上，疼得天呀妈呀地哭叫不止。后来，是闻讯赶来的张建清把她背回去的。
　　好在没伤到筋骨，可也躺了一个多月。照料三个女儿和家里家外的活儿一下子全落到张建清头上。又当爹又当妈，还要老远去担水，张建清累得屁滚尿流，两头不见太阳，脾气就格外地暴，动不动气不顺就恶声恶气叫骂起来，见女儿有什么事不顺眼，一巴掌扇过去，痛得孩子连哭带叫。桂花腰有伤，不能拦，只能默默流泪。渐渐地，桂花能走动了，村里村外一转，她惊异地发现这世道悄悄有了变化，棉花村竟有十几个姑娘和年轻妇女去外面打工，最远的跑到广东、深圳，有的扔下未婚夫走了，婚期到了也不肯回来，有的小媳妇扔下孩子走了。还有家姓饶的农民，媳妇带上两个孩子，说是去探亲，可一走好几个月，连封信也没有，等于失踪了，后来听说嫁到河南什么地方了。姓饶的农民到河南找过，媳妇死活不回来，他还被村里人暴打一顿，撵了出来。桂花跟邻居女人议论说：“老饶家媳妇说走就走，连孩子也不留一个，心也太硬了！”
　　那女人纳着鞋底子，嘴一撇说：“咱棉花村是什么好地方啊？根本就不是人呆的，要吃没吃，要水没水，我要年轻十岁，也走了！”
　　桂花心里怦然一动。她是从家乡逃出来的，是闯荡过世界的，她本能地懂得“树挪死，人挪活。”人在大难临头、万不得已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她大概就在这时候动了逃命的心思。八月之后，村小学开学，已经8岁的大女儿小芳该入学念书了。张建清手里没几个钱，让小芳再等一年。老师找到家里，小芳也抹着眼泪要求上学，张建清闷着头就是不吭声。桂花为这事和张建清大吵了一通，两口子还动了手，桂花伤心地哭到半夜。
　　一个星期后，桂花把家里的破衣烂鞋补了补，里外都收拾干净了，然后扔下丈夫和三个女儿，留下一张纸条，走了。这是1993年的事情，桂花刚刚26岁，还年轻。
　　（我们到了棉花村前支书张茂洪的家，土院老屋，显见日子过得很清苦。张茂洪今年46岁，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精瘦，话语不多，他的媳妇倒是很健谈。谈到以往吃水和生活的艰难，两口子感慨万千。张茂洪说，以往，村里家家户户为吃水都要浪费一个劳力，有时六、七岁的孩子也不能闲着，用竹扁担拴四个瓶子去担水。孩子去上学，必须给老师带瓶水，否则不许上课。没有水，活着都难，还谈什么发展，我们当村干部的，愁死了！
　　张茂洪媳妇插嘴说，像张建清这样的事情不稀罕，这些年，我们村只嫁过姑娘，没接过媳妇，还跑了好些小媳妇，有的扔下孩子走了，有的带孩子走了，有的刚怀孕就走了。那个姓饶的农民，媳妇带两个孩子跑到河南，又嫁了人。姓饶的农民去找了一次，媳妇死也不回来，还把孩子藏了起来，他连孩子都没见上一面，回来后就病了，后来一直自己过，孤苦伶仃的，去年病死了，这个人家就算家破人亡了。我们村里这样的老光棍，还有十来个呢。）
　　3、再次出逃
　　 桂花离家出走以后，张建清在码头、县城等地疯找了好多天，无影无踪，好象一下人间蒸发了。当初他从长江边拣回水灵灵的桂花，整日乐得眉开眼笑，全村男人都羡慕他有福气，也有人背后说，“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生活过得这样穷困惨淡，没有水吃的日子，只有苦水的日子，把日子也泡苦了。
　　张建清自己带着三个女娃，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有一顿没一顿，弄一碗吃一碗。他知道妻子桂花是因为日子穷、吃水难、没钱送孩子上学，觉得生活没指望才离家出走的。这以后，他拼命干活，省吃俭用，咬紧牙关送女娃先后上了希望小学。孩子们懂得，上学的机会来得太不容易，上学的钱是爹从血管里挤出的血啊，所以学习分外刻苦，姐妹去抬水的路上，还相互考问功课。村小学期末考试，姐妹三人几乎都是第一。可是，每次女娃笑盈盈拿着飘红的成绩单回来给爹看，张建清那枯瘦的脸是绝不会笑的。他只会觉得更难更苦更涩。
　　因为孩子成绩好就意味可以继续升学，而当爹的他实在无力支付学费，无力让孩子继续求学。
　　前两个女娃都念到初中毕业，再也读不起书了。她们含泪走出学校，走向风雨飘摇的黄土地，走向放羊、拾柴、抬水的小路，走向轮回般的苦难与悲伤。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广大农民曾经有过很快乐很充实的日子，吃穿不愁了，温饱解决了，并为中国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城市争先恐后冲进现代化大潮，进入发展的黄金期，而农村的发展却严重滞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老、少、边、穷”的地方和连年遭灾的地区，农民收入甚微，只能徘徊在维持生计的边缘。艰难而沉重的生活，几乎压碎了村民的一切希望。
　　六年后，也就是2001年的春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全村，桂花回来了！已经32岁的她，人更白嫩更年轻更漂亮了，她给张建清和孩子无望寂寞的生活重新注入欢乐和希望，她还带回一些新衣服，一些没见过的新玩艺儿，比如有音乐的铅笔盒，彩色的橡皮……
　　桂花说，她跑到湖南一个县，先是给一个建筑队做饭，后来又到几户人家当保姆。当初真是不想回来了，但这些日子，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心里总是惦记家，惦记孩子，就回来了。她还说：“出去这几年，可算长见识了。城里人吃的都是自来水，龙头在家里，一拧，水就自动哗哗流，清得透亮，一喝是甜的！”
　　村里人只有无尽的感叹。
　　张建清和三个女儿问桂花：“不走了？”桂花点点头。
　　 有了女人，家里就有了色彩，有了活气，有了笑声。但是，屋子照样阴暗潮湿，锅里依然有一顿没一顿，吃水还要去一公里以外的沟底去担。大早去，日过午才能回来；傍晚去，半夜才能回来。舍不得洗脸洗手，没办法洗澡洗衣，没水喂猪喂羊……
　　人一直苦着熬着也就罢了，认命了。曾经经历过城市的日子与方便，再回来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有些耐不住了。桂花脸上渐渐又愁闷起来，常常呆坐在炕上想心事。
　　一个月后，桂花乘张建清和两个大女儿下地干活儿，又跑了，而且带走了小女儿！小女儿在村小学又是年年考第一，老师提起这事，每每惋叹不已。谁都说不清，桂花此次带小女儿出逃，究竟是早就预谋好的，还是本想回家好好过日子，但又忍不住生活的艰难、吃水的艰难而重萌离意的。总之，这次她连一张条子也没留，就那样义无反顾、绝情绝意地走了。再聚再散，又是劳燕分飞，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音讯。她究竟靠打工生活，还是暂时地寄人篱下，还是不顾法律也无视法律，同别的什么人另组了家庭，更是无人知晓。海角天涯，人海茫茫，这个家肯定是散了。张建清的身体也日渐衰弱了，两个姐姐提起远去的妈妈和可爱的小妹妹，就忍不住凄然泪下……
　　（不能苛责桂花。我知道，她是因为拒绝干渴、拒绝贫困、拒绝毁灭才毅然出走的。她有权力去寻找和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假如一个人连生存都难以维系，法律对他或她还有什么约束力呢！
　　所幸的是，2001年，奉节县水利局按照中央和市里的统一部署，以空前的强度和力度，集中开展了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工程。他们结合本地夏季雨量较多和山区地形特点，主要以建设大中型、高水位、水泥化的集中供水工程和集雨水池为主，采用各种净化措施，然后通过管道引入各家各户。仅棉花村，县水利局就投入10万元。
　　改变吃水困难、改变贫困面貌的历史性机遇到来了，村支书张茂洪的眼睛都红了，他像炮弹出膛一样弹射出去，配合县水利技术人员跑遍近五平方公里的山村，看地形，搞规划，根据各居住组不同的地形特点完善设计，然后挨家挨户动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自力更生的自己干。建国以来全村最大也最得人心的饮水解困工程，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张茂洪没黑没白、山上山下地到处疯跑，这里组织施工，那里检查质量，跺脚捶胸、骂爹骂妈地催进度、赶工期，常常下半夜才回家歇一歇，等天刚亮，人又没影了。他本来就黑瘦，这一忙，胡子头发都长了，黑灯瞎火时候冷不丁一看，能吓死个人！媳妇笑骂他是个“野人”，村民笑说他是个“疯子”，因为检查质量、催进度的时候，祖宗八代他都敢骂！
　　张茂洪唯一顾不上的，就是自家也要建集雨水池。他忙于全村的工程，实在没时间，只好拿出2000元雇人给自家挖了池子。
　　棉花村大概是奉节县地形最复杂、也最分散的村子，历经数月奋战，全村共建成183个水泥化的集雨水池，是全县最多的。管道铺通以后，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龙头一开，清水自来。再也不必到一公里以外的沟下去排队担水，甚至为水拼命打仗了。
　　有了水，屋里干净了，窗户明亮了，地里打粮多了，圈栏里猪羊多了。有了水，张茂洪又组织村民大力开展种植业，引进优质柑橘树苗，一道道山梁一面面山坡，都绿了。有了水，生活就像窗子，越来越透亮了。可是，身体本就瘦小虚弱的张茂洪终于一头倒下，他太累了，而且家的活计扔得太多，生活反而比别人艰难了许多。他的二女儿初中毕业，上不起学了，哭得死去活来，可是，他没办法，拿不出学费，别无选择。去年年底，张茂洪表示，吃水解决了，了却他终生一大心愿，以后发展的事情，“让更年轻的人去做吧”。于是，他坚决辞去村支书的职务，回到自家地里。春来秋去，风中雨中，他又成了一个默默无语、勤劳本分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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