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得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注释]

1. 离离：繁盛的样子。

2. 原：原野。

3. 荣：繁盛。

4. 远芳侵古道：伸向远方的一片野草，侵占了古老的道路。远芳：牵连一片的草。

5. 晴翠接荒城：在晴天，一片绿色连接着荒城。

6.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两句借用《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典故。王孙：贵族。这里指的是自己的朋友。萋萋：草盛的样子。

译文:

平原上繁茂的野草，每年枯萎、繁盛一次。
    
 野火烧不尽它，遇到春风吹拂它又生长起来。
 
 远处的芳草蔓延到古代留下的道路上，阳光照耀下的翠绿的草色连接着边远的城市。

 又一次送朋友远去，心中充满象茂草一样的离别情意。
 

名句赏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是白居易十六岁的作品，也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他历来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无所寄托的作品，在这诗中诗人将春草和送别有机地结合起来，表达了送别友人时的依依不舍之情。首句紧扣题目，写出眼前景色，同时又交待出送别时的特定环境：古原上青草茂盛，正是一派春日景象。第二句进一步写出原上野草的的生长规律，暗寓深长的感叹。三、四两句由上句生发开来，歌颂了春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虽烧而“不尽”，春风吹过则“又生”，野火之貌似强大，春风之温润强劲，春草之顽强坚韧，作者仅用十个字就精炼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使这两句诗成为寓意深刻、极富哲理的名句。五、六两句进一步描写春草的勃勃生机：生机的野草的芳香播散在古老的道路上，阳光下的绿色一望无际，远远连接着荒凉的古城。“侵”、“接”二字用得生动形象，十分精当。最后两句补足“送别”之意，感情深沉而并不悲伤，是意味深长的绝好结尾。

赏析一:

　这是公元七八七年早春时节，唐朝诗人白居易十六岁时赴长安应考的习作。诗人描写了古原上长势繁茂的野草，突出了草顽强的生命力，枯而又荣，不怕任何摧残，充满生机。全诗借景写情，刻画形象生动感人，蕴含深刻，不愧为千古绝照。

赏析二:

这是一首应考习作，相传白居易十六岁时作。按科举考试规定，凡指定的试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诗相类似。《赋得古原草送别》即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

诗的首句“离离原上草”，紧紧扣住题目“古原草”三字，并用叠字“离离”描写春草的茂盛。第二句“一岁一枯荣”，进而写出原上野草秋枯春荣，岁岁循环，生生不已的规律。第三、四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写“枯”，一句写“荣”，是“枯荣”二字意思的发挥。不管烈火怎样无情地焚烧，只要春风一吹，又是遍地青青的野草，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第五、六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用“侵”和“接”刻画春草蔓延，绿野广阔的景象，“古道”“荒城”又点出友人即将经历的处所。最后两句“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点明送别的本意。用绵绵不尽的萋萋春草比喻充塞胸臆、弥漫原野的惜别之情，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无穷。

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在“赋得体”中堪称绝唱。

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记载：白居易十六岁时从江南到长安，带了诗文谒见当时的大名士顾况。顾况看了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当翻开诗卷，读到这首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不禁连声赞赏说：“有才如此，居亦何难！”连诗坛老前辈也被折服了，可见此诗艺术造诣之高。

赏析三:

诗题一作《草》。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是古人学习作诗，或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诗题前一般冠以“赋得”，类似　物诗的“　”。
　　这首诗是白居易第一次赴长安应考的习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据唐张固《幽闲鼓吹》和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白居易一到长安，就带著诗作去拜谒顾况，以求赏识。顾况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诗人，宰相李泌的挚友，当时任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拜访他的人极多，能得到他赞誉的却很少。起初，顾况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很不以为然，见他姓名中有“居易”二字，便调侃说：“长安米贵，居住不易呀！” 但等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前两联时，不禁大为赞赏，随即改口说：“有才如此，居亦容易！”这是一则广为流传的逸话，未必凿然属实，但此诗在当时即为人们传诵，则可以想见。
　　句解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古原上的草啊，一丛接著一丛，一年有一度枯萎也有一度繁荣。开篇破题面“古原草”三字。“离离”，茂密繁盛的样子，这里形容草遍地都是。“一岁一枯荣”，道出草秋枯春荣、岁岁回圈不已的生长规律。作者不说“荣枯”，而说“枯荣”，强调了草的强大的生命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野火燎原，枯草成灰，却怎么也烧不尽；春风吹拂，小草复生，大地又是一片绿色。清代田雯《古欢堂集》卷十八说：“刘孝绰妹诗：‘落花扫更合，丛兰摘复生。’孟浩然‘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此联岂出自刘欤？白乐天　原上草送客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之意，分为两句，风致亦自不减。古人作诗，皆有所本，而脱化无穷，非蹈袭也。” 白诗此联一写枯，一写荣，语意简洁流畅，对仗自然巧妙，蕴含著发人深省的哲理，所以成为了卓绝千古、过目难忘的名句。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这首诗的接受史证明：这一看法的是没有眼光的。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春风习习，蔓延的芳草，掩没了通向远方的古道；晴日照耀，翠色一片，连接著荒芜的城池。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古道”、“荒城”紧扣题面“古原”，与命题作诗要求极恰切。这两个词蕴含著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有静止、凝重的气氛；“远芳”、“睛翠”与之形成对照，生存竞争力之强由此可见。一个“侵”字，一个“接”字，以铺叙的手法，进一步渲染了春草的无限生机。
　　充满诗情画意的、富有生命力的春草，与“古道”、“荒城”结合起来，不仅意境别致，而且为尾联的送别提供了环境。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又要送你远去，繁盛的青草仿佛也充满了离情别意。尾联关合全篇，结清题意，点出送别之意。“王孙”，公子王孙，此指所送之人。“萋萋”，指青草繁盛纷乱的样子。《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游子。这里变其意而用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平添送别的愁情。

　　评解
　　这是一曲野草颂，更是一曲生命颂。“草”，作为中心词，构成全诗意境的主体意象。全诗借景写情，蕴含深刻，刻画形象生动，用语自然流畅，意境浑然完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一定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情，语语有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在“赋得体”中，为千古绝唱。按“赋得体”的标准，此诗的结构也堪称严谨妥当：前四句写“原上草”，后四句写“古道送别”。然而，此诗佳处，远不止於此。其为名作，实因意胜，即赞美一种顽强向上的生命精神。
　　有人说此诗别有寓意，是喻小人去之不尽，或者是喻世道治乱回圈等。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附会。这首诗正如清代屈复编选的《唐诗成法》所云：“不必定有深意，一种宽然有馀地气象，便不同啾啾细声，此大小家之别。”
　　（来源：中国文学网　作者：陈才智）

赏析四:

　《唐摭言》卷七：“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赋得古原草送别》全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被看作是白居易的成名作的五言律诗，一般都认为是白居易十五周岁（公元７８７年）左右，由徐州经出生地河南新郑县，到达京都长安，或者在饶州及苏州拜谒大诗人顾况时，拿出的“行卷”礼，是在练习举业过程中，做的“咏物”之作，似别无他意。

　　“离离原上草”，唐人张固《幽闲鼓吹》等书又作“咸阳原上草”。我以为“离离”虽有形容野草发蘖旺盛、枝叶迎日放采的诗情画意，但仍不及“咸阳原上草”点题点得贴切有味。因为题目是《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咸阳原”正堪称是名副其实的“古原”：这块古老的士地，处于渭河之北，九山之南，“山水俱阳”，地势平坦，沃野宽广，从周武王封其十五弟毕公高于此起，曾称“毕原”。周平王东迁后，这里又成了从古代秦亭（今甘肃清水县）迁来的秦襄公的封地，历经周秦汉唐，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摇篮地之一。

　　那么，白居易何以对“咸阳原上‘草’”特别有感情呢？这得用白居易自己的著作来证明：白居易在元和六年十月左右写的《故巩县令百府君事状》中自述道：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即前６２８年春，秦晋之战中，秦国的主将之一白乙丙──引者），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四十岁之前的白居易，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往或参拜过咸阳杜邮亭武安君白起庙，此处可证──引者）。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即白居易父白季庚事状中说：‘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韩城县，至今存焉。故自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韩城县。今以卜归不便，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县义津乡北原。’──引者）。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公，字上锺，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选授河南巩县令……大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没于长安，春秋六十八岁。”（《白居易集》卷四十六）哪怕以上自述中有一些考证不实之词（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有所驳证），或攀援先贵之嫌，但无论如何，白居易自己总是这样认为：他的祖先是楚国的王族后裔，所以，自己也是“王孙公子”。“白”姓，系“芊”姓。“芊”者，乃“芊芊”、“千绵”也。原意为“草盛貌”（《玉篇》），《广雅·释训》王念孙疏证：“芊芊者，此谓草木之盛也。”《文选》陆机《文赋》有“清丽芊绵”，注作“光泽盛貌”。梁元帝《晋安寺碑铭》“凤凰之岭，芊绵映色”；李太白的“杂树空芊绵”，均被古人解作“草木蔓衍丛生”、光泽映人的样子。汉光武帝与唐太宗均以“劲草”比“良将”、“诚臣”。

　　现在，《赋得古原草送别》所咏的对象已经基本弄清楚了，那么，这首诗的内容就应当这样来理解：作者以“咸阳原上”的春“草”为比拟，在暗寓“白”氏即“芊”姓的后代，并不因为楚国杀了白公胜，秦昭王冤死了武安君白起而根断苗稀。千百年来“芊”姓子孙、白氏后裔虽时有“荣”有“枯”，但是，他们总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原野草”一样，在酷暑严寒、千踏万踩的争斗中，顽强地生活着、蔓延着，而且是代有能人，不负祖宗的。可惜的是，今天只有我白居易这样的无名小子，“末代王孙”，眼下还不景气，只得在清明时节，怀着“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那样凄楚、留恋的怏怏之情，来咸阳杜邮亭参拜老祖先武安君的神庙。告别之后，又踏上了努力科举、奋发仕进的途程，去为祖宗争光添彩……我把“萋萋”不理解为“芳草茂盛，垂条吐叶，色采喜人”的意思，而解作“”（凄凄），即含有凄凉、寒酸的意思，是依据《吕览》、《说文》、《汉书·食货志》，以及《诗经·郑风·风雨》中，都把“萋萋”与“”代用的例子。

　　《赋得古原草送别》，分明是白居易少年时代（不一定是十五六岁）拜谒白起庙，或者根据家谱，或者根据长辈的传说，回忆白起时，而练赋的一首咏“草”怀祖立志道别诗。正是：风吹野草舒旧恨，雨洒闲花泣前因。这首诗，哪里仅仅是一首为科举而练作的“咏物诗”呢！

作者介绍一: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出生在新郑（今河南新郑）。他的诗风格平易清新，质朴自然，常以揭发当时政治上的黑暗现象和人民的痛苦生活题材，如《新乐府》、《秦中吟》等均为反映社会疾苦的优秀之作。其他如《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传诵尤广。

作者介绍二: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邺（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