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聪明的人能够成为聪明人的原因，愚蠢的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教授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有的人从师学习，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人不向老师学习了；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的高明之处在哪？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士大夫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士大夫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背景】

《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示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