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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ā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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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
抹 |
总 |
相 |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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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注释]
1. 潋滟:波光闪动的样子。
2. 空蒙:云雾迷茫的样子。
3. 奇:奇妙。
4. 西子:即西施,春秋时代越国著名的美女。
[译文]:
在晴日的阳光照射下,西湖水波荡漾,闪烁着粼粼的金光。 风景秀丽;在阴雨的天气里,山峦在细雨中迷蒙一片,别有一种奇特的美。 如果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晴朗的西湖就如浓妆的西施,而雨天的西湖就像淡妆的西施,都是同样的美丽无比。
名句赏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杭州做官,陶醉于江南山水,写了大量的山水诗。这是其中最为人所传颂称绝的一首。作者先写实,西湖晴天,日照湖水,水映日光,碧波荡漾,一片浩然天边、开阔艳丽的水乡景象,令人心旷神怡。西湖雨天,烟雨缭绕,山色如蒙薄纱,风姿绰约,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景。在这两种不同的景观中,作者分别突出写水与山,把西湖山水的独特之美展现在我们眼前。最后,诗人笔锋一转,把西湖与美女西施联系在一起,将西湖在不同的天气所呈现出的奇美与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神韵相提并论,出人意料,而又极其贴切生动。全诗语浅意明,给人以朴实平易之感。
赏析一: 这首小诗前两句是描写:写晴天的水、雨天的山,从两种地貌、两种天气表现西湖山水风光之美和晴雨多变的特征,写得具体、传神,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以致有人评论说,古来多少西湖诗全被这两句扫尽了。后两句是比喻:天地之间,人类最灵;人类之中,西子最美。在前两句描写的基础上,把西湖比做美女西施,说它和西施一样同为天下灵与美的极至,何况又经过或淡妆或浓抹的精心打扮呢!
然而,极写西湖之美还不是这个比喻的全部奥妙。历史上有些女子,美名和西子不相上下,诗人何以偏偏要拿西子来和西湖相比呢?这是因为,西子除了她灵秀美丽,她和西湖还有两点独特的契合:一是西子家乡离西湖不远,同属古越之地;二是西子、西湖,头上都有“西”字,叫起来自然天成。由于这种种原因,苏轼这个妙手偶得的比喻,博得了后人的称道,西湖也就被称作西子湖了。
赏析二: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原作有两首,这是第二首。
首句“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次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题目可以得知,这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起初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在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两句,诗人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诗人之所以拿西施来比西湖,不仅是因为二者同在越地,同有一个“西”字,同样具有婀娜多姿的阴柔之美,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物,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展现美的风致。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绰约的;西湖不管晴姿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这个比喻得到后世的公认,从此,“西子湖”就成了西湖的别称。
这首诗概括性很强,它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评价。这首诗的流传,使西湖的景色增添了光彩。
赏析三:
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粼粼,波光艳丽,看起来特别美。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想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无论是素淡的妆容或是浓重华丽的打扮,都非常合适。
诗义:
晴天的西湖,水上波光荡漾,闪烁耀眼,正好展示着那美丽的风貌;雨天的西湖,山中云雾朦胧,缥缥渺渺,又显出别一番奇妙景致。我想,最好把西湖比作西子,空蒙山色是她淡雅的妆饰,潋滟水光是她浓艳的粉脂,不管她怎样打扮,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天生丽质和迷人的神韵。
作者介绍: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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