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究竟为唐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哪一次“开边”战争所触发？当代学者主要有下列两种看法：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认为，钱谦益“伐南诏”之说“是很可信的”， 此诗“可能作于天宝十载”（该书27页）。刘开杨《杜甫》据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认为，《兵车行》写作的根据是，天宝八载，“玄宗发动了对吐蕃的战争，在关中征兵出战”（该书21页）。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则试图调和两种说法：“唐朝战争十分频繁，抽丁拉夫、生离死别的情形也就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因此这首诗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不一定为某一历史事实所局限。”（该书225页）影响甚大的《唐诗鉴赏辞典》采纳“伐南诏”说（该书431页）。新版中学教材对此未有明确说法。
诗歌文本明确标示写作时间的惟一诗句是：“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今年冬”提示了写作时间，“关西卒”（一作“陇西卒”）则暗示了用兵方向。此句无疑是破译《兵车行》编年之谜的一把钥匙。那么，究竟在哪一年，关陇方向的驻军未能按照常规进行冬季休整，而投入了紧张的整军备战活动？注意到这一个时、空的交叉点，查检《资治通鉴》天宝五载（是年杜甫入长安）至十载的记录，必会注意到如下史料：“（天宝七载十二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筑神威军城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以御吐蕃，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卷二百一十五）斯时，战争态势有利于唐，边界战争一触即发。我们认为，杜甫诗中“未休关西卒”一语的内涵，即指是年季冬哥舒翰筑城备边事。由“今年”一词可初步推断，《兵车行》之作应系年于天宝七载（748），亦即杜甫居留长安之第三年。
哥舒翰筑城备边的目的是进击吐蕃。天宝六载至八载，策动对吐蕃的战事是唐玄宗的既定国策。其间，备战活动紧锣密鼓，战争计划付诸实施。先是，“（天宝六载冬十一月）上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不悦。”（《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所述，完全符合唐与吐蕃对峙的实际，但王忠嗣却因“沮挠军计”，成为唐玄宗拓边政策的绊脚石而被罢职下狱。至天宝八载四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积檑木及石……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所言”（《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此战，唐军虽胜，然丧师“数万”，战略上是失策的，朝野都看得很清楚。在好大喜功的皇帝的支持和邀功争宠的边帅的策动下，这确实是一场“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的战争。
《兵车行》的具体写作时间，即在哥舒翰筑城和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之战之前。这一时间应界定于天宝七载仲冬。其时，朝廷急需汇集兵员，折冲府乃循例于十一月征兵，目的是充实陇右军力，展开拓边战争。据《元和郡县志》，“咸阳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是通往进击吐蕃战场的必经之路。杜甫由眼前景触发，如实记录了这年仲冬陇右军在关中征兵的情形，写下了反对朝廷穷兵黩武、同情百姓疾苦生活的这一著名诗篇。
我们对《兵车行》的创作背景之所以作出上述推断，是因为诗歌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内证。
首先，《兵车行》反映的是唐与吐蕃的连年战争。
唐玄宗开元时代，唐王朝十分强盛，然强大的吐蕃部族却辖制着青海草原，集结大军四五十万，屯聚于今青海、甘肃两省斑境。唐玄宗于河西（驻节姑臧，今甘肃武威）、陇右（驻节湟水，今青海乐都）、剑南（驻节成都）列置三节度使，统率重兵对付吐蕃。天宝年间，唐王朝多次发动对吐蕃的战争。从战争的性质看，唐玄宗已一改开元初奉行的和蕃政策，而代之以战争政策，从而给汉、藏两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兵车行》中，诗人对朝廷的拓边战争予以了愤怒的谴责：“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吐蕃血战多年，损失惨重，但唐玄宗依恃国力，非但不放弃战争政策，反而在血流成海的情况下，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边境战争，这种情形，只能是指唐与吐蕃的连续多年的战争。杜甫无疑是受朝野同情王忠嗣事件的影响，从悲悯百姓凄惨命运的角度否定这场战争的。
《兵车行》反映的是唐与吐蕃的战争，正可以从诗中证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青海，是唐与吐蕃作战的主战场。《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吐谷浑有青海，周回八九百里。高宗龙朔三年为吐蕃所并。……开元中，王君、张景顺、张宗亮、崔希逸、皇甫鲔明、王忠嗣先后破吐蕃，皆在青海西。”问题在于，唐玄宗是在吐蕃请和不允的情况下，蓄意与吐蕃交兵的。为什么杜甫要一反盛唐边塞诗人对唐玄宗拓边政策的歌颂，奏出“开边一何多”（杜甫《前出塞》）的不谐之音呢？正是因为连年的战争，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出现了“新鬼烦冤旧鬼哭”这种局面，使诗人对此作出了理性的思考。 |
其次，《兵车行》反映出唐代兵制的急速瓦解。
府兵制是唐立国之后实行的兵役制度。由于均田制的实行，府兵户可以分到足够的份地，府兵平时务农，战时服役，本人的租税可以蠲免。府兵隶属于折冲府，每年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旧唐书·百官志》）。府兵十人一火，五十人一队，百人一旅，乡情维系，极有战斗力，成为唐王朝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关中地区是均田制推行比较彻底的地区，也是府兵兵源最为充足的地区。所谓“秦兵耐苦战”，指关中地区的府兵构成了陇右军主力，长期作战于西线。《兵车行》中的“役夫”，应该是被征调的隶属府兵，这从下列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行人但云点行频”。“点行”即“拣点”，“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者，先取多丁”（《唐律·擅兴律》疏议）。简言之，即按照丁籍点照，轮换差役。至天宝中，由于连年战争，兵源枯竭，一个“频”字，透露出折冲府的“点行”已完全不受此限，“被驱不异犬与鸡”，事实上是有丁即征涸泽而渔。“归来头白还戍边”，对西北边陲环境比较熟悉的“役夫”，就是如此再次被征召入伍的。
第二，“行人弓箭各在腰”。这是府兵的一种特征。据《新唐书·兵制》，府兵每人须自备“弓一、矢三十、胡禄（盛弓器）、横刀、砺石、大觞、毡帽、毡装、行滕（绑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新唐书·兵志》）府兵基本的军事装备须自备，杜诗的描绘，确是府兵被征调入伍的实录。
第三，“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这更是一个府兵的典型经历。“北防河”，即驻防黄河西岸。“西营田”，即屯田于西部边境，平时种田，战时作战。这是前诉往事，说明往昔屯戍之地。而“青海头”这一地名，既交代往昔作战处所，亦暗示来日作战地域。这可以推定，被征的府兵隶属于陇右军，将参与对吐蕃的战争。
因此，杜甫笔下的征兵情形带有府兵制的明显特征。诗中的“行人”正被折冲府召唤至所在地点集中。因为不是临时招募或强行抓丁，而募集的“役夫”们又具有乡党性质，所以，才可能出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种一里一乡群体送别的场景。——说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于，虽被强行征调，实已军心涣散，唐代的府兵制已濒临瓦解。那么，唐立国以来推行的府兵制是何时宣布放弃的呢？史载，天宝八年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调集府兵的文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也就是说，折冲府“点行”的情形，只可以发生于天宝八载五月之前，《兵车行》恰恰是对唐代府兵制行将瓦解而尚未最终瓦解这种情形的形象的历史记录。
末次，《兵车行》反映的是用兵吐蕃给关中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从《兵车行》中可以读出，杜甫的“非战”思想，正产生于连年用兵吐蕃给关中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番役更代，多以不时”（《新唐书·兵志》），唐王朝长期对吐蕃用兵，不可避免地给府兵带来了无穷尽的兵役。吐蕃强盛之后，唐王朝将数十万大军驻扎于今青海、甘肃一带防备吐蕃，府兵已不能享受唐初“三时耕嫁，一时治武”（杜牧《原十六卫》）的待遇，府兵长期服役极少轮休，自然造成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情形。另一方面，朝廷蠲免府兵租税，其家属获得均田利益的，却“不免征徭”（《通典·职官》）。长期频繁对外用兵，军费浩繁必然加紧对人民包括府兵家属的经济掠夺，这就造成了“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局面。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役夫对统治者的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敢怒而不敢言，事出有因。一方面，与临时招募或捉捕的军士不同，府兵系在册军人，采用潜逃这种反抗手段，必然给“爷娘妻子”带来灾难。唐朝的法律对府兵逾期应征有着明确规定：“诸征人稽留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二十日绞。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唐律·擅兴律》）在这样的情况下，逾期或逃亡的事件都不容易发生。这应当是役夫满腹怨恨却不敢逃走的主要因素。
不仅是关中地区，京畿外其他州县由于均田制的严重破坏，实行府兵制的基础更差。而对吐蕃的战争需要更为充足的兵源和财力，热衷拓边的君主根本不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将征召范围扩大至其他州县，终于造成了国力积弱的政治局面。“君不见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尽管诗人的描写不免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较之开元年间，不独是关陇地区，整个社会经济的凋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这位役夫可能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归宿。如果上文对《兵车行》写作时间的推断准确的话，这位役夫从军不久，很可能即死于石堡城之战。这一战虽以唐军的胜利告终，却给唐代的府兵制划上了句号，造成了募兵制的代兴。《兵车行》的思想价值在于，敢为人民鼓与呼：正是唐玄宗的“开边”——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吐蕃的战争，而使当年的“开元全盛日”一去不返。
综上，我们认为，《兵车行》不作于“天宝八载”，亦与“伐南诏”无关。《兵车行》是饱蘸杜甫同情之泪的一篇实录——实录的是天宝七载仲冬唐王朝用兵吐蕃前夕，关内道京兆郡咸阳桥一带，折冲府冬季调兵的一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