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原欲”的追求
法国大革命前夕，康德发表了《从世界公民角度看的普遍理念》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状态中他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人，即比发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点什么。但是，他又有一种个性化自身的强烈倾向，因为他同时有要求事物都按自己的心愿摆布的非社会本性，于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出现对抗。”
人类从不屈从于命运，有着无穷尽的欲望。为了欲望甚至向上帝心有不甘的交战，在《圣经》中就有关于雅格与神摔跤的记录。这些也同样表现在近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如歌德的《浮士德》，主人公在人生的沉浮中，一再通过出卖灵魂而取求知识、爱情、权力等原欲的渴望。浮士德精神的出发点就在于寻求生命的最高限值和全部奥秘。即使明知“有限永远不能成为无限的伙伴，也依然要走向自己生命毁灭的终点。”[10](P136)《浮士德》可以说是以譬喻的手法陈述“罪”与“原欲”的陷阱，也可以说是人不甘于屈从与“命运”和“神”，想通过某些手段得到他所认为永恒的真实描述。
（五）“爱”与“恨”
在基督教中，爱总是和恨连接在一起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去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2](P39)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便是这种爱的化身，虽受到沙威一次次的迫害，但是在最后可以复仇的时候，却宽容的放走了他。耶稣也常常以地狱示人，要把人“丢到地狱里”[2](P89)并且告诉他的门徒：“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2](P138)于是在爱的反面，又透出了恨的思想。加之在前面提及的《士师记·力士参孙》中参孙的复仇，在这样的影响下，基督山伯爵在大仲马的塑造下俨然是恨与复仇的化身，通过精心的准备逐个令仇人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西方文学在进入80—90年代后，“上帝死了！”把西方人抛在了自由选择的大漠上。西方人面临着这样几种：
一种是像尼采及其信徒那样，强调“我是太阳”充分与强化个性主题性甚至用超人去代替基督。另一种是以“科学主义”态度来贬低人，甚至以人与其他动物并无差别，或以“非科学主义”，以为人还不如动物，于是而有价值危机。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价值体系和宗教情怀有所淡化。
总之，自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扎根之后，就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基督教意识也就成为了一种西方人的社会与文化习惯，英国女作家夏绿蒂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西方文学与其宗教——基督教的关系，她在《简·爱》第二版《前言》中说：“对于在基督教世界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圣经》里的词句和节奏，也会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思想组成的一部分，以至于引用《圣经》词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和《圣经》就没有，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神曲》、卢梭的《忏悔录》等伟大的作品流传于世。基督教与西方文学二者的关系就如同植物与土壤，植物永远不可能脱离土壤而独立生存，而土壤没有植物的生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将是长期存在的。
补充：圣经对文化的影响
学者公认，西方文化的源头就是被称为“两希文化”的希伯来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可见圣经对西方文化之影响的深度。简述以下数点。
文学方面：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都受了圣经的影响。圣经对文学的影响从加拿大谢大卫教授的话中可以看到：“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致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
艺术方面：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部分取材于圣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都是赫赫有名的艺术作品。
音乐方面：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记》、贝多芬的《橄榄山上的基督》、门德尔松的《以利亚》、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等名作都取材于圣经。
哲学方面：中世纪的哲学就是被学者称为“经院哲学”的基督教哲学。安瑟伦、托玛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阿伯拉尔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圣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