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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灭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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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最后一段，作者饱蘸感情的笔墨，形象地再现了越国君民上下一心誓雪国耻的动人情景：“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这正是深化主题，即：谁能够得到人民的倾心支持，谁就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这两段文字，情节仍有起伏，节奏仍然适度，保持了整篇文章风格的统一。
再说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一篇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的历史散文，在勾勒人物形象方面和小说不同，它无意塑造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只不过借助历史人物有代表性的言论行动揭示其本质特征而已。这类历史散文的优秀代表往往能够刻画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勾践灭吴》正是如此。在作者的笔下，越王勾践的形象是深沉而丰满的。他不是什么复仇者，而是城府很深、有胆有识的政治家。因为他胸怀大志，才能够处变不惊；因为他知人善任，才能够充分发挥文种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不忘国耻，要成就大事业，才能够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卑事仇敌而面无愠色，抚慰百姓而痛切自责。在“十年生聚”的漫长岁月里，他明白了许多道理，因而善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当然，他毕竟是春秋时代的统治者，“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也是很自然的。在作者的笔下，大夫文种的形象也很鲜明，他那番巧妙传神的外交辞令最足以显示他的性格与才华。
三说外交辞令的巧妙传神。一篇以记言为主的历史散文，在锤炼语言方面是讲究字约义丰的。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的外交活动频繁，因而十分讲究外交辞令。《勾践灭吴》就兼有两者之长：总观全篇，均达到了字约义丰的标准；只看外交辞令，确实是巧妙传神：
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
这段话是文种“行成于吴”时说的，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把对方捧到天上，把自己摔到地下，使骄横的吴王夫差听了更加骄矜得意，自然就不必杀尽这些俯首帖耳、甘愿任人摆布的臣服者了!其实，这番话当然不是越国君民甘心情愿地说出来的，更不是文种的本意。这番甜言蜜语无非是迷魂汤而已，一般人都能识破；而好大喜功的人无不喜欢这类奉承。这段话之所以巧妙就在于它有的放矢，选中了对象。
紧接着上面这段甜言蜜语之后的一段软中带硬、硬中有软的外交辞令更为传神：
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沉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
这段话也是文种说的。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说：吴王如果不饶恕越国的君民，那么将有全副武装的万名兵士伺候您（字面上是伺候，实际上是拼死战斗），那岂不是伤害了您所钟爱的越国兵士了么？明明是要与吴国拼命使双方都有损失，却偏偏说吴国的损失还包括他们杀死的越国兵士，因为越国兵士也是吴王所钟爱的啊!说恭维别人的话，说到了这般光景，真是说到家哩!
最后说说经验教训之深刻。一篇优秀的历史散文，往往寓深刻的经验教训于客观的历史事实之中，这是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而《左传》《国语》《战国策》就是这一传统的最早的体现者。《国语》这部著名的历史散文著作，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王朝和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一些片段的史实，内容以记言为主，故名《国语》。它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没有定论。从内容推测，作者是战国初期一位熟悉各国情况、熟悉历史掌故而具有比较进步的思想的散文家。《勾践灭吴》可以称之为《国语》的压卷之作，它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在本书叙述越人贿赂吴国太宰而终于达到求和目的之后，读者自然会慨叹：“国有佞臣，敌国之福也!”或者当你读完全篇，掩卷思之，也许会想起欧阳修那两句名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三部历史散文著作均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的名篇往往提供这样的历史经验：否定天地鬼神的绝对权威而重视“民”的作用。《勾践灭吴》中有两句画龙点睛之笔：“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这确确实实是一条最深刻的历史经验，也确确实实帮助了那些有政治远见的古代统治者，提醒他们：只有实实在在地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才能成就大事业。
（选自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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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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