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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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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绝路。常四爷是一个“旗人”，是属于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特权的一类人。他性格耿直、刚强，富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面对清朝的腐败，他激愤地说：“大清国要完!”因而坐了牢。他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战斗，后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卖菜人。和“作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不同，他“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他“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但结果是“一事无成”!最后他说的一句充满感愤的话，对他的性格作了生动的总结：“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王利发的房东秦仲义，原是一个掌握着相当家产的血气方刚的阔少，后来主张“实业救国”，成了一个立志维新的资本家。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尽管他惨淡经营几十年，最后还是彻底破产。他在“事业”失败后自我嘲讽地说：“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在老舍笔下进入茶馆这个“小社会”的，还有当时各种各样的人物：狠毒奸诈的清宫太监、吃洋教摆威风的教士、旧军阀的官兵和警察，以及那些从清朝一直混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侦探、打手、流氓、人贩子、相面的等种种社会渣滓，经受着生活熬煎的旧艺人、小摊贩、厨师、小学教员等下层市民。此外，还有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农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流入城里后的命运更加悲惨，如贫农的女儿康顺子被卖给太监为妻，那个不合理的社会残忍地埋葬了她的青春。总之，众多的人物形象，活现出一个叫人窒息、激人愤怒的黑暗社会。与解放前那些暴露黑暗的作品相比较，《茶馆》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写了学生运动的兴起，康大力到北京西山参加了游击队，透出未来的一线光明。全剧结尾，三个老头撒纸钱“祭奠自己”，既是对他们各自悲惨身世的感叹，也是象征性地为旧社会送终。剧本在埋葬黑暗的同时，也蕴含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潜台词。
《茶馆》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剧本以茶馆为舞台，在三个历史断面上对社会世态进行展览性的描绘。全剧不是以一人一事为主要线索构成贯穿始终的情节，而是以人物带动故事，把众多人物的生活片断巧妙地同作品的主题罗织在一起，组成若干幅时代的剪影，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纷纭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全剧的整体冲突是人民与旧时代的矛盾，因此剧情发展的动力不在舞台上的戏剧冲突，而在茶馆外大社会的风云变幻。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成为独立的故事线。主要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等从青年写到老年，次要人物刘麻子、唐铁嘴、吴祥子等则采用两代相承的写法，每个人都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而又都与时代发生深刻的联系。所以，以刻画人物取胜是《茶馆》艺术结构的生命所在。
（选自《中国文学名作欣赏》，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茶馆》的语言特点
《茶馆》在艺术风格上，把悲剧和喜剧有机地糅合融会起来，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最为悲切的内容，形成了悲喜结合的特色。因此，人们称《茶馆》是一曲含泪带笑的旧时代的哀歌，是一个亦庄亦谐的社会的葬礼。
反映旧社会人吃人的黑暗现实，埋葬三个旧时代，构成了《茶馆》的悲剧基调，但是老舍却为这出人间的悲剧编织了一套喜剧的外衣。这喜剧外衣的材料不是别的，乃是旧社会的畸形和病态：吃人者张狂无耻、可憎可笑的嘴脸；弱小者被人吃掉的那一瞬间的奇异的情景，以及一些小人物的“人生零碎”。在阶级社会里，人吃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平平常常的，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但这些平凡普通的社会现象，一经老舍的概括提炼、生发改造，就达到了化平凡为殊异、化腐朽为神奇的境界，升华为戏剧行动中“奇”“巧”“怪”“异”的东西，就能使人发出含泪的笑声，达到对旧社会强烈讽刺的艺术效果。剧中那个半男不女、行将就木的老太监，竟还要买个15岁的姑娘当老婆；有钱人无所事事，为了一只鸽子雇佣大批流氓打群架；马五爷对常四爷大为藐视、不屑理睬，可是一听见教堂的钟声就立刻肃立正冠，学着洋大人的样子画十字；刘麻子拐卖妇女，还说为她们“分心”；小刘麻子在谈到他包揽买卖妇女的缺德计划时是那样眉飞色舞、恬不知耻，甚至把他老子被“大令”杀头也当作吹牛的本钱……，这些丑恶的现象有多么可憎、可恶、可鄙、可笑!老舍用喜剧的手法，把人世间这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就取得了成功的喜剧效果。
旧社会的畸形和病态，不独包括吃人者的丑恶与无耻，还包括被吃者的愚昧和可怜，这也是老舍编织喜剧外衣的材料之一。这本来是悲剧性的，一旦成为艺术上的“奇”“巧”“怪”“异”的东西时，也就带上了喜剧色彩。逃兵老林和老陈，想二人合伙娶一个媳妇，搞个“小三口”，不但没实现，还被特务抢走了现大洋；安分老实的松二爷自己正“瞪着眼挨饿呢”，可一提起喂黄鸟就顿时来了精神，说什么“我饿着，也不能叫鸟饿着!……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能包办“满汉全席”的有名厨师明师傅，因为“这年头就是监狱里人多”而落得卖掉家什，去大牢里蒸窝窝头；聪明伶俐的小丁宝，明明知道“干这一行，活着身上就烂了”，可还是得参加沈处长主办的“花花公司”……这些都是可悲可咒的社会畸形与病态，也是可怜而可笑的人生命运。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利发等三位老人自我祭奠，在台上扔着拾来的纸钱，用凄楚的、似哭似笑的声音自我解嘲的场面。所有这些，都形成了《茶馆》别具一格的悲喜剧色彩：这是悲中有喜，笑中带泪。人们在大笑一场之后，品尝到黑暗年代人世间的苦涩辛酸，在含泪的笑声中送别那可诅咒的旧社会。
《茶馆》在语言方面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个戏里没有政治标语和口号，也没有一般的话剧腔，人物说的全是北京大白话。可是大白话说得有特色，既有地方的、时代的色彩，又有幽默与讽刺的风格；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做到了语言性格化，又说得那么简练、流利、形象、生动。王利发的台词不但符合其茶馆老板的身份，而且表现了他性格的发展变化。剧的第一幕，王利发正当青年时期，雄心勃勃，精明干练，一心要使祖传的大茶馆发达兴旺起来。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上下应酬，左右逢源。这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精明带来的风趣圆滑。秦仲义到茶馆里来说要涨房租，王利发推托、应付说：“二爷，您说得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秦仲义说：“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发则说：“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人们听到这些圆熟风趣、油嘴滑舌的对话，无不发出会心的笑声。第二幕是王利发的中年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裕泰茶馆风雨飘摇，王利发苦心改良，惨淡经营，此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苦闷徨带来的满腹牢骚。幕启时，茶馆正准备重新开张，而他却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当听见远处有隐隐的炮声，他就冲着妻子王淑芬说：“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王淑芬说：“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开炮是我闹的？”其实王利发并非糊涂，而是因为心烦意乱、怨天尤人，才发牢骚讲怪话。第三幕是王利发的老年时期，大茶馆已经完全衰落并面临被霸占的危险，王利发彻底泄了气。此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绝望而带来愤世嫉俗的嘲讽和反抗。小丁宝向他问候：“老掌柜，你硬朗啊？”他不说身体好坏，而是说：“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小唐铁嘴奉庞四奶奶之命前来威逼他交出康妈妈：“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王利发根本不正面回答，而是话中带刺、愤然反抗说：“万一我下半天死了呢？”随着三幕戏的发展，王利发的语言色彩发生了有层次的变化：从风趣圆滑，到牢骚不平，最后变为冷嘲热骂。老舍正是这样通过王利发语言的变化，揭示了他性格、命运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这种运用语言的功力，若非大师，是很难做到的。
除了性格变化之外，《茶馆》的语言还具有幽默与讽刺、简练与流畅的特点。老舍写东西从无虚华或故作惊人之笔，然而那种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粹语句，却常常含有惊人之处，令人拍案叫绝。他能一笔两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物，也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灵魂。他用不多的笔墨，就把唐铁嘴这个江湖骗子的油滑、无耻和满身的奴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唐铁嘴是个大烟鬼，第二场出场时，王利发谈起他这个嗜好，他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儿’啦，你看……，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几句对话，一个油嘴滑舌的江湖骗子，就活脱脱勾画出来了。当人们听他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以为他改邪归正了，然而他出人意料地接一句：“我改抽‘白面儿’了”，人们不禁轰然大笑。老舍先生在剧本的台词里，巧妙地吸收曲艺相声的语言技巧，不时地“甩包袱”，把一些合乎情理但出人意外的“笑料”一甩出来，就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 （周春刚《〈茶馆〉分析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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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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