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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长亭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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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教学目标
1．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
2．体味剧作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鉴赏剧作富于文采的语言。体会修辞方法和古代诗词的语句的表达效果。
3．认识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鉴赏富于文采的戏曲语言，不要搞成修辞方法的辨析或语句出处的考查，而要结合课文
4．进一步了解元杂剧的特点与成就。 了解本课曲词富于抒情性和音韵美的特点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讲关汉卿的《窦娥冤》时说过，《西厢记》是文采派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学习其中的精彩片断：《长亭送别》。
二、简介作家作品
西厢记》的作者问题长期存在争议。本来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有１３３０年序，和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有１３９８年序二书都标明《西厢记》是王实甫作的。可是到了明代弘治时期可能更早，却流行关汉卿作《西厢记》，或关作王续的说法。此说初见于弘治十二年进士都穆写的《南濠诗话》。他说：“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参阅《点鬼簿》即《录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他是不相信关作之说的，但他说“俗传”，那么关作之说定在弘治之前了。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北京岳家书坊重刊印的《西厢记》即“弘治本”，附录有嘲讽王实甫和关汉卿的民歌，嘲王的一曲说：“王家好忙，沽名钓誉，续短添长。”明末的凌初说：“又似乎王续关者。”凌刻本《西厢记•凡例》这些说明，弘治前可能早有关作王续之说了。到了明嘉靖年间，《西厢记》还有《关氏春秋》之称见嘉靖三十六年张羽《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可是到了明万历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清代的毛奇龄说：“明隆万以前刻《西厢》者，皆称《西厢》为关汉卿作。”《吴吴山三妇评笺注释圣叹第六才子书》现在说法变了，多主张王作或王作关续。此说初见于明万历八年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序见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又明王世贞在《卮言》里说：“《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关汉卿所补也。”他认为汉卿所补，“俊语亦不减前”。
元末明初，《西厢记》已被誉为“天下夺魁”，而且被尊为“春秋”，称“关氏春秋”或“崔氏春秋”为什么叫“春秋”说法纷纭，其实意思很明白，无非是想把戏曲“小道”和正统经书并列。孔子作的《春秋》汉代就被列为“五经”之一。现在《西厢》居然也称“春秋”，不但是抬高身价，也含有反封建正统之意。明清戏曲家对《西厢》推崇备至：明代李贽赞它是“化工”《焚书》。王世贞说：“北曲固当以《西厢》压卷。”《曲藻》王骥德说：“实甫《西厢》，千古绝技。”《曲律》张琦说：“今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记》压卷。”《衡曲麈谈》清代李渔说王实甫“才人如天”《闲情偶寄》。至金圣叹那就更加赞到极端，说作者是“天地现身”《金批第六才子书》。还有许多剧作在不同程度上受《西厢记》的影响，元剧如郑德辉的《梅香》、《倩女离魂》，李好古的《张羽煮海》，白仁甫的《东墙记》，明人刘兑的《娇红记》杂剧，孟称舜的《娇红记》传奇等。明初周宪王有《金环记》，据《剧品》的作者祁彪佳说：“刻意拟西厢”，“便不及西厢远矣”。足见其对戏剧创作影响之深。
三、《西厢记》题材演变。
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７７９８３１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宋杂剧有《莺莺六幺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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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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