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坚持抗日，也与我搞过磨擦，后期倾向进步，不愿充当重开内战、进攻解放区的罪人，便派人与我联络，准备站到人民方面来。小平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托人转告高将军，希望他认清形势，瞻念前途，毅然举行起义，为人民作出贡献。伯承同志也转告高要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刘邓得知高树勋顾虑家眷尚在徐州的安全时，当即电告中央转告陈毅同志派人将其接到解放区。高感激不已，表示决心起义。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也准备好他若不起义，我们怎么打的问题。10月31日晚，我随同伯承同志到马头镇与高会晤，双方谈得很好，诸事作了安排。11月1日，中央致电刘邓，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又致电高树勋予以鼓励。高树勋起义，震动全国，政治影响很大。11月13日，小平同志和我介绍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随即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后来，高参加了新政协，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平汉战役于11月2日胜利结束后，小平同志当即决定在邯郸峰峰煤矿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晋冀鲁豫党政军民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问题。会议决定：（1）扩大军队，整编主力，集中主力打大仗；（2）发动群众，在新区实行减租减息，在老区复查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3）准备进行长期战争，部署后几年工作。这次会议把中央对晋冀鲁豫区工作的总意图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明确了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它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关照全局，预谋长远的领导风格。12月14日至19日，中央局在峰峰煤矿又召开一次高干会议，着重研究如何在1946年做好练兵、减租、生产三件大事。我向会议作了群众性反奸清算斗争的情况和指导方针的报告。小平、伯承同志都很赞成。小平同志还强调说：总之，发动群众要快一些。那时，指挥作战是第一位的任务，小平同志的主要精力是在那一方面。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便放手地交给了我，由我主持。1946年6月10日，小平同志又在邯郸主持召开过一次晋冀鲁豫全区土地会议，由我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和毛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如何在解放区腹心地区，抓住7、8、9这几个月时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当时中央局的工作主要是一边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土改，紧张而又繁重，一点不能耽搁，可以说是在抢时间。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刘邓率主力部队向豫东、鲁南方面作战。1947年5月4日，中央电令刘邓休整，准备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军队数量上，国民党都仍占优势，尚在继续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把提早实施外线作战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交给刘邓，离开晋冀鲁豫自己的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无后方的条件下孤军作战，是兵家都不会贸然选择的。这种千里跃进，实际上是战略防御态势下的一种战略进攻。刘邓不但临难不惧，毅然受命，而且指挥若定，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超娴熟的军事才能。同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打开了南下通道，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壮举。8月末，部队进入大别山区。9月，中央决定我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从此，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就完全由我承担起来了。

    从小平同志进入太行到挺进大别山，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同小平同志相处、共事，真是受益无穷。这10年，他开始处在一个战略区、一个方面军的领导岗位上。他那种既善于关照全局、高瞻远瞩，又坚持从实际出发，果断行事的大家之风，使我终生难忘。（人民日报200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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