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二次成功复出的戏剧性转折(图) src="/Article/UploadFiles/201104/20110419170637395.jpg">

邓小平在大会上

1973年4月12日晚7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正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邓小平，这位在六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引人注目地出席了今天的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国内依然平静的宣传报道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天，港台及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介对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热点”。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一些在京的老同志被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同年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突然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称陈毅“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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