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达3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泽东，一方面继续批判林彪罪行，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最终决策者。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批判极左思潮继续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比如，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他就作过这样的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但在“落实”过程中，却首先在党内高层受阻尤其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