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不久，经北方局同意，我去太原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临行前，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让徐冰同志转告我：

“给你加一个任务，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关押在太原某一监狱，你到太原后，首先要设法营救他出来。”

我照例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如系假名，叫什么？现在关押在太原哪个监狱？”

徐冰表示一概不知。我和若飞同志又不认识，这个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地下党一位叫胡西安的同志告诉我，王若飞同志现在用的名字叫黄敬斋，但不知关在哪所监狱。

我只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察访每所监狱。查到陆军监狱时，终于见到黄敬斋的名字。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录，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直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

于是，我就立即同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一起，去同阎锡山谈判。我说：

“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候，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发动了驰誉全国的百灵庙守土抗战，理应乘机造成更大声势，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先生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吗？那么，山西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监狱中有个王若飞，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提出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说道：“有这个人吗？”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讲了：

“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像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我不认识他，是我回太原时，‘远方’的朋友请我设法营救他出狱，算是个间接朋友。”

阎忽然很开明很亲切地说：“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梁化之简单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王若飞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一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梁化之介绍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老……”

若飞同志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只是直愣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得很对。现在来看你，是受‘远方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同乡又是老同学。我现在是在阎先生下面，只做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正因为这样，放不放你，关键在梁先生，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有些尴尬，但又很高兴，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王若飞鼻孔里“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间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这也可以叫优待室？分明是独居监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早都领教过这种优待室了。”

梁化之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但内心是高兴的)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一九三七年春天，在我的一再力陈下，阎锡山和梁化之商谈出释放政治犯的两个条件：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商议好后，梁化之衔命找我来谈。我回答：这样做，恐怕不行。对政治犯还是无条件释放好。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做主。我们又一同去找阎。几经磋商，阎提出了折中办法：可以不提条件，先把王若飞先生转移到山西训导院去，做个过渡。因为陆军监狱属中央，我们不好释放，而训导院是属于山西的，我们随时可以释放。对王若飞先生，以礼相待，放出来是不加任何条件的。

我问：“过渡多少时候？”

阎说：“个把月可以了。”

我说：“那我的朋友黄敬斋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阎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准备释放。”

我又问：“其他政治犯呢？”

阎说：“黄敬斋出来后，其他政治犯也可陆续分批转移到训导院，过渡释放。”

接着，我又去探望若飞同志。

但他的疑团似乎还没有消除。

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敬斋，或者说是王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时，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完全信任，因此，才决心营救你出狱。我已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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