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的舅父——老教育家黄齐生得到王若飞被捕的消息后，匆忙从河北省赴归绥营救。时为绥远省最高军政长官的傅作义是一位爱国、开明、富有正义感的将军，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位忠实信徒。对王若飞在包头、归绥法庭上的表现他已经知晓，赞叹黄静斋(当时他还不知道黄静斋就是王若飞)是个有胆识的人才。他从爱才出发，向黄齐生提出，只要黄静斋肯留在绥远省为他工作，他就可以无条件释放。王若飞对舅父说：“傅作义所说的留下来为他工作就是条件，真正的无条件释放就该释放之后，由我的意愿去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行动无人限制，否则宁肯老死狱中，也不能不清不白地出去鬼混。”傅作义是位很有气节的将军，在3年前的涿州守城战中，面对张作霖的高官厚禄他严词拒绝，幸而在张学良的苦苦求情下才免遭杀害。相似的经历令他深深敬佩王若飞。

　　后来，傅作义在自己的住处秘密接见了黄静斋，在交谈中得知黄静斋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他见王若飞谈吐不凡，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甘冒风险，对王若飞采取优待措施——一是采取变相关押，二是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为了不露马脚，他告诉王若飞对外仍然用黄静斋之名，这期间，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得知傅作义抓获了一名共产党要犯，要傅作义将黄静斋解送给他们，傅作义深知王若飞此时落入他们手里必遭毒手，于是以山高路远恐途中生变为由，托辞加以保护。

　　鉴于王若飞属于要犯，傅作义不得不对他作出严加看管的姿态，以防特务耳目；暗中则多次在夜间将王若飞接到府上交谈，王若飞的许多话常使他感到耳目一新。有一次，王若飞在与傅作义交谈中问傅作义：“你省政府对面影壁墙上写的《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篇文字是什么意思？”傅作义答：“这是我的施政纲领，就是我施政要达到的目标。”王若飞听后笑着说：“今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整个的贪污社会，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光凭你自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一次，王若飞要求傅作义给他几本书看，傅作义便送了他一套《四书》。王若飞在书上作了万言批注，大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理论，然后又将书还给傅作义，傅作义看后大为赞赏。

　　1934年4月，绥远高等法院根据大赦条例，改判王若飞10年徒刑。1936年夏，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傅作义闻知后，认为这是释放王若飞的极好时机，于是在绥远省抗战前将王若飞护送到了山西省，经中共中央与阎锡山交涉，1937年4月王若飞被释放出狱，回到延安。

　　1944年，王若飞奉命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王若飞与傅作义分别7年之后才得以在陪都重逢。据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又名傅冬菊)回忆说，傅作义每次到重庆，王若飞总要登门拜访，王若飞成为傅作义在中共内部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亲密朋友。傅作义常对左右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哩！”

　　文化大革命中，早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王若飞被污为叛徒，其所谓的历史问题就是“狱中变节”。有关部门向最重要的历史当事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的傅作义外调有关历史材料。在那个动乱年代里，傅作义并没有写出某些人期盼的“黑材料”，而是实事求是地证明了王若飞的清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