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我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才能统一起来呢？”

若飞同志在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来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

过了几天，再去看他时，我告诉他：“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若飞同志略有迟疑，“无条件释放吗？”

“无条件。”我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可能会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候，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若飞同志稍加思索后，对我说了真心话：

“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别的什么问题发生。”

若飞同志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审查和证明，这可怎么办呢？

沉默了一会，我想起北方局一个负责人，人们把他叫做“柯(庆施)大鼻子”，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柯。“啊，认得。”若飞同志忙问，“他能来吗？”我说：“可以试一试。”

不久，“柯大鼻子”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若飞同志见了面。

一个月后，我就接到若飞同志到给他安置好的四合院住起来休养，接着他的爱人李培之也从上海来陪他。

此后，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也都分批放了出来。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先生很想和“王先生”见见面。

一天，我陪王若飞同志去见阎锡山。阎锡山颇有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若飞的才能，敬重若飞的骨气，希望若飞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若飞同志看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

“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你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绥远发动了百灵庙守土抗战，在山西释放了全体政治犯，……这种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王若飞同志的话刚一停顿，阎锡山连忙插了上去：

“不谈这些，不谈这些了。”

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我又遇见了梁化之。梁化之愤愤地说：

“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我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

“宋丑儿哭他小姨子——没想头啦！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老于世故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

“化之，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也好嘛。”

(摘自薄一波著《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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