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载：“忽一日，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也有十二道金字牌之说。然而现存的宋高宗八十六份御笔中，连一道班师诏也没有。故又有一种意见认为，十二道班师诏之说不可信。其实，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原有“无虑数百章”⑿。绍兴八年，岳飞请辛次膺看“平生所被宸翰”，已有“数百纸”⒀。既然宋高宗的御笔已大部分佚失，对十二道班师诏的否定便无充分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3的一份宋高宗手诏说：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同共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

此诏证明，岳飞在七月十八日，即张宪临颍之战的当天，曾向宋高宗发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疏，反对“措置班师”。宋高宗不得不勉强依允，但又不准岳飞单独行动，必须与他的心腹杨沂中“约期并进”。宋高宗发手诏的时间，应在七月二十七日以后，而岳飞在二十七日已退至顺昌了。

据岳珂说，岳飞十八日奏“累千百言”，但现在只剩一个节略：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⒁

岳飞此奏，应是针对当天收到的一个班师手诏而发的，这个手诏现在也已佚失。他十八日还反对班师，二十一日又作出一生最痛心的决定，无疑是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从此奏的节略看，如无硬性的、毫无伸缩余地的严令，他显然不会轻易班师。故十二道金字牌之说，应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他一到临安，立即上奏辞职，其悲愤的心情自可想见。

秦桧出于奸细本能，必须破坏岳飞北伐。但是，对岳飞这样功高权重的大将，他以三省、枢密院名义发省札，不见得有多少约束力，有约束力的只有宋高宗亲笔手诏。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个人的作品，他往往同宰执大臣共同商议，并由大臣们起草⒂。可见秦桧迫使岳飞班师，必须通过宋高宗手诏。

宋高宗的心理自然不能与秦桧等同。他对岳飞北伐的态度是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大败会有灭顶之灾，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大胜则岳飞功盖天下，威略震主，也不堪设想。赵匡胤既由武夫兵变，而黄袍加身；对武将的疑忌和防范，遂成赵宋的家规。秦桧正是摸准了宋高宗的心理，而不断对他施加影响。

据现存的宋高宗手诏，皇帝不断对岳飞的进军施加限制，如令他闰六月内中止军事行动，占地也以陈、蔡两州为限。岳家军正是突破皇帝的限制，向前挺进的。七月初，宋高宗一份手诏说：

今已入秋，预当严备，以防豕突。蔡、颍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当分兵将屯守防捍，并谋绝其粮道，使虏有腹背之顾。在卿方略，随宜处画。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⒃

当时，宋高宗尚未接到闰六月二十五日复郑州的捷奏，故规定岳飞只要“措置”“蔡、颍”完毕，即行班师。他又在后一手诏中说：

览卿奏，知已遣兵下郑州，自许、陈、蔡一带，形势皆为我有。又大军去贼寨止百余里，想卿忠义许国之心，必期殄灭残虏，嘉叹无已。然贼计素挟狙诈，虽其奸谋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谨间谍，乘机择利，必保万全。兵事难以隃度，迟速进退，朕专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劳卿一军，未到间，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⒄

此诏又重申了“入觐”事宜。纵观直至复郑州为止的宋高宗手诏，他对岳家军的节节推进，甚为惶恐不安，怕败的心理尚可明言，惧胜的苦衷又隐而不宣。七月六日丁未，李若虚由前线返临安⒅，申述岳飞北伐的决心和信心，更使宋高宗忧心忡忡。为了免于大败或全胜，最好的方案自然是班师。现在前有复郑州的回诏，后有战郾城的回诏，中间却无复洛阳的回诏。无论从上引两份手诏的内容分析，还是按金字牌和急递的来回时日推算，估计宋高宗严令“入觐”的“累降御笔”，即在接到复洛阳捷奏的前后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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