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
②《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7。据《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颍昌大战时，岳雲“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原非以八百骑破敌，乃是吕中史笔的疏谬。
③《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附注。
④《要录》是以高宗在位时的主要官史——《高宗日历》为底本的，故《高宗日历》不载朱仙镇一战，也是毋庸置疑的。
⑤《金佗稡编》卷9。
⑥《金佗稡编》卷21《建储辨》，卷22《淮西辨》，卷23《山阳辨》，卷24《张宪辨》，其中摘录的《野史传》，即《野史》的《岳飞传》。
⑦《北山文集》卷1《良嗣述与北官分画疆界事》。
⑧“五千骑”，《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和《金佗续编》卷20《鄂王传》作“六千”，“五”和“六”当有一字刊误。
⑨《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注引岳飞给胡世将公文，《永乐大典》卷3586张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札子》。
⑩《金史》卷79《孔彦舟传》载：“克郑州，擒其守刘政。”而不提下开封的事。刘政是岳飞部下准备将，曾夜袭中牟县金军万户漫独化营寨（《金佗稡编》卷16《漫独化捷奏》）。可知孔彦舟再“下汴、郑”，确非五月初占，而是岳飞班师后重占。刘政当时约率少量兵力留守郑州。
（六）班师的考证

《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后，涉及岳飞这次北伐班师的记载不少，一般都说是奉诏班师，比较例外的是《三朝北盟会编》卷204：

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郾城回军。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

徐梦莘将各种矛盾牴牾的记载都博采兼收，故《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卷220《中兴姓氏录》等又都持奉诏班师之说。

另一值得注意的记载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晚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则在“深入”和“始传令”之间增添以下数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前一句采自《会编》卷204，后一句又是取《岳侯传》的叙事。《要录》和《中兴圣政》主要应取材于秦熺的《高宗日历》，而语言又相同，说明《高宗日历》的记载很可能也是奉诏班师。

关于岳飞是否奉诏班师，幸好《鄂国金佗稡编》卷12《赴行在札子》已有明确交待：

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

岳飞二十七日已到顺昌，则二十一日，即颍昌大捷后七天的班师日期，也应是相当可信的。

以下还须交待两个问题，一是金字牌的性质和传递速度，二是宋高宗大约在什么情势下“累降御笔处分”。
演义小说和戏曲往往把金字牌作为令牌，其实是一种误解。金字牌是宋时落后交通条件下一种最快速的邮递。它创设于北宋神宗时，木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以作递送皇帝发下急件的标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⑴。

这种制度延续到南宋初，在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的文件数量颇大，如绍兴四年九月到五年二月，“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⑵。臣僚给宋廷的急件，则用“急递”，宋高宗给岳飞手诏说：“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画措置，先入急递奏来。”⑶按规定，金字牌“日行五百里”，急递“日行四百里”⑷。临安距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⑸，用金牌或急递，应须四五天或六七天。

但是，因交通条件、战争期间绕道等各种原因，纸面上规定的速度往往达不到。宋孝宗时，“行在（临安）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正月末，宋高宗发手诏到鄂州，岳飞二月九日收到，为时十天⑺。金字牌如此，急递也差不多。岳家军克颍昌是闰六月二十日，此月二十九天，宋廷回复省札为“七月二日”⑻。七月八日发出的郾城捷奏，到达临安日期是“十八日”⑼。绍兴十一年二月，高宗“十九日二更”的手诏说，“得卿九日奏”⑽。鄂州距临安比洛阳、开封、颍昌和郾城都近。而急递行程仍是十一天。实际上，只要日行三百多里，已不算“稽迟”⑾了。

由此可见，自岳飞宣抚司发往宋廷的文字，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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