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班师，历来不外二说：一是军事情势不利说，二是奉诏班师说。这里就前一说的记载进行介绍和分析。

《紫薇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说：

今年夏敌人攻顺昌之时，陛下屡降宸翰，使俊援刘锜，俊但奏起发，初无引道之意。朝廷于是遣雷仲、王德援顺昌，俊苛留不遣。逮敌人既退，然后徐徐渡江，全军而出，仅能取已降之宿、毫，又不能经理。复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敌人复振，此俊之罪也。

《紫薇集》同卷《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使缴奏状》也说：

前者王德从大军至宿、毫之日，正岳飞与敌人鏖兵于京西之时也。成师以出，仅能收复两郡，乃擅退军，遂使岳飞军孤，敌势猖獗。议者莫不归咎，至今国言未已。

《宋史》卷445《张嵲传》也有类似记载。张俊仗没怎么打，邀赏却漫天讨价：第一，要求部将王德和田师中升任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全军八万人中，居然有四万多人立“功”，要求论“功”行赏。张嵲身为中书舍人，拒绝写制词，并上奏劾责张俊等人。其实，说“擅退师”也是冤枉，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说：“已令张俊措置毫州，韩世忠措置宿州、淮阳军，卿可乘机进取陈、蔡，就闰六月终，一切了毕。”①可见张俊的撤兵乃是宋高宗的战略部署。劾责张俊退师，使“岳飞军孤，敌势猖獗”，在原则上是不错的。然而张俊退兵是在闰六月底，岳家军克洛阳和粉碎金军猖狂反扑是七月，可见“军孤”不见得必然导致班师。

第二类是有关刘锜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说：

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毫，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

自闰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毫州、宿州，飞取蔡州、陈州，京东、西响应。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锜，或言：“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锜曰：“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别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诸将曰：“贼在沙河，而诣太康，非路也。”锜曰：“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军至太康，虏果解去。

这两条记载都有明显错误，如岳飞屯颍昌之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岳家军并未得到刘锜一兵一卒的支援，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兀术退遁开封。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抵太康，未遇一个金兵，恰好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章颖写《岳飞传》，大体照抄《鄂王行实编年》，又与本人所写的《刘锜传》自相矛盾。故元人修《宋史》卷366《刘锜传》，应大致照抄宋《中兴四朝国史》，就斧削了这段记事。

第三类是赵甡之《中兴遗史》，此书虽已佚亡，《三朝北盟会编》卷204保存了其记事：

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载：

（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初，岳飞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会张俊自毫州南归，金人谍知飞军孤无援，于是并兵以御飞。飞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抚判官刘锜。锜遣统制官雷仲出兵牵制，抵太康县。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会天大雨，溪涧皆溢，敌骑不得前，官军乃还。（此以赵甡之《遗史》、《岳侯传》、《淮西从军记》参修。）

《要录》以秦熺《高宗日历》为底本，再参据其他记述。李心传在注中说明取材来源，无非因《高宗日历》无从查考②。他取材于《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的，是“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一句，而弃其杨再兴战死临颍之说；取《淮西从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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