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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天祥的一首诗看宋儒的救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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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天祥的一首诗看宋儒的救世精神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上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文天祥兵败被俘，从海上押解北上，船过伶仃洋的时候写下的一首诗。中国人中能知道全诗的人不一定很多，但不知道最后两句的，就很少。
这是一首能兴奋中国人的血液的事，长期以来，他使一个极端衰落的民族在无边的屈辱中似乎找回了某种自豪感。瞧！我问有宁死不屈的英雄，有凛然不可欺辱的大丈夫！有永远不会消亡的民族精神！教文史的老师总不忘拿这首诗来教育和激发他的学生，不管它是不是正好出现在课本上；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一个生长到二十岁的中国青年，还会有许多机会来了解和熟悉这首诗。那么，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情感或者说精神，真的是那样大义凛然、值得后人尊敬吗？
我们必须来分析这首诗，并且了解文天祥写这首诗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背景。文天祥，状元出身，南宋抗元的政府领袖，官至宰相，但我以为，把文天祥称为一个抗元志士更为合适。中国人是喜欢以某个人的最高官衔来称谓这个人的，甚至荒唐到以最高官衔取代人的名字。杜甫，唐代大诗人，被尊为诗圣，但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称他为杜甫的人少；杜甫有自己的字---子美，称他为杜子美的时候也不多，通常杜甫就被称为杜工部，他的诗集也被称为杜工部集；可杜甫不过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工部小官罢了。同样，文天祥被称为文丞相也是有些名实不符的，但我却很愿意继续以丞相来称谓他，因为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合格丞相之一。他至死以宋朝丞相身份自居，不是为了丞相名声的尊贵，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他本人以及已经灭亡了的宋朝的尊严。
文天祥是在南宋大势将去的情况下当上丞相的。执政的事就别想了。蒙元大兵压境，宋朝原有的丞相陈宜中这时忽然不知去向----自己跑了。小皇帝只有四岁，谢太后主张向蒙元纳降称臣。跟蒙元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元将伯颜以为宋朝谈判代表的级别还不够高，要求派丞相去谈。陈宜中丞相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跑掉的。文天祥既然接任丞相，第一件事就是去和元人谈判。
这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南宋的最低谈判目标是：投降可以，称臣可以，但必须保留南宋的小半壁江山,可南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持这一最低限度的政治要求。于是，谈判破裂。文天祥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激怒了伯颜，伯颜放其他的宋臣回去向谢太后汇报，把文天祥扣留了下来。
国虽弱而其臣不卑，势已危而其人不怯，壮哉！文天祥。有人说，文天祥的庄严甚至是倨傲的谈判态度伤害了他所服务的朝廷，胡说八道！所谓形势比人强，就算文天祥卑恭屈膝，也改变不了最后的谈判结果。
果然，谢太后马上派另一个人做丞相，代替文天祥去跟蒙古人谈判，而且完全接受了蒙古人的条件----投降，献出宋朝的一切：土地、人民、宗庙。不谈判的结果也无非如此。
文天祥设法从蒙古士兵的看管中跑了出来，去投奔在福州新建立的另一个南宋朝廷。在那里，他被正式授予右丞相职权，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空壳的丞相职位。有一帮抗元志士和文天祥在一起。他们做着最后的努力。
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文天祥兵败被俘。
当文天祥被押解到北方，面对前来劝降的元朝宰相，文天祥立而不跪，理由是：我也是宰相---宋朝的宰相。
他还对元朝的宰相说：如果宋朝早几年用他做丞相，宋朝就不会灭亡。
如果宋朝真能早几年用文天祥做丞相，南宋是不是就能免于灭亡？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很大。文天祥的确是一个文能谋、武能战的人。当宋朝的都城临安危在旦夕，朝廷下昭天下勤王，这时候武将只来了一个---张世杰；文臣也只来了一个，就是文天祥。文天祥以一个州官的身份，自己散尽家财，招募士兵，而且向天下人证明，他临时招募的士兵是能够战斗的，比正规军战斗力还强。如果宋朝能够在信任贾似道的时候信任文天祥，以南宋的人口、国力、已经被激发起来的抗敌热情，加上朝廷坚定的绝不苟且的抵抗决心，守住江南一隅，或者是完全有可能的是事。这样历史也就要完全重写了。
但不幸的是，文天祥没有机会。总是小人才有机会。我们在今天知道贾似道真是一个小人、一个小丑，当时的情形可完全不是这样，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贾似道身上，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救星。那是一个道学统治人的思想的时代，按照道学的修身要求，贾似道是一个“标准”的道德君子。当时的儒生尊称贾似道为“师相”，意思是做人的老师和宰相，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被尊崇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生前被尊崇的道德君子，在死后或者是在历史上都反过来被认为是小人，王莽是这样，秦桧是这样，贾似道也是这样，莫非孔子的修身学说是专门给小人拿来做装饰的吗？
贾似道死了，但是机会依然属于小人。南宋江山已经风雨飘摇，行将倾覆。小人，你为什么不把这最后的机会留给那些志士，他们纵使不能成功，至少他们愿意跟他们所服务的国家同命运、共生死！可小人是不会有这样的觉悟的，他们就是要吸尽自己所寄生的主体的最后一滴血。当蒙元的大军打到南宋的都城的时候，成百上千的朝廷官员纷纷开溜，抛弃他们平时信誓旦旦要效忠的国家，抛弃他们只有四岁的君主和君主的母亲，也抛弃他们一直标榜的道德信仰；只剩下六个文官没有跑。
文天祥是这时进入朝廷的领导核心的，职位已经自动地给他空出来了。文天祥是一个“志士”吗？或者他是一个“英雄”吗？志士和英雄这时对国家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他是一件“祭品”，怀着最纯洁的赤子之心，在国家行将灭亡只缺少一件最后的精神“祭品”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地爬到“献祭”的桌案上去了。
他要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第一次灭亡献上自己的血！
如此巨大的悲痛，上亿的子民，悠久的历史，令人自豪的文化，当这一切可能要永远消亡的时候，没有一件合格的祭品来给他徇情，那将是一件非常难看的事！
文天祥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件祭品，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小皇帝没身入海，自己已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清晰了。他抱定必死的决心，但他的心里并不是完全绝望。他的心里所想的，并不像我们所猜测的那样纯洁，或者说高尚。
让我们回到他的那首诗：过零丁洋。
全诗八句，意思并不难理解。苍凉悲切，凄婉哀痛，同时又倔傲自矜。但奇怪的是，国家的不幸在诗中只是作为个人不幸的背景被提及，刚刚过去的战争在诗中也是作为个人命运的铺垫来叙述。全诗所表达的感情，伤也罢、痛也罢、哀也罢，其实是只针对作者自己的；关于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伤痛或关注，在诗表达得至少是很不充分的。最后两句，则分明地表达出自己虽死犹生、甚至是用死来成全自己的道德人格的充分自信。国家已经灭亡，人民将被奴役，文天祥对此是不必负任何道德责任的，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不管怎样，国家的灭亡和人民的被奴役，与他自己的人格完成相比，后者可以是更重要的吗？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认为，他可以永垂青史了。
他没有想到，民族何时才能重获尊严，人民在异族的统治下会经受怎样的屈辱。
指出这一点并没有要有意责难文天祥的意思，因为我已经说过，文天祥的人格是最为高尚的。照天性来说，他的先天禀赋是属于“赤子”一类的，这是人的所有可能的天性中最为珍贵的一种，是人间极为稀缺的无价珍宝。但所有的人都会在他的思想意识里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文天祥也不例外。他的这种对自身人格完成的片面注重，正是宋儒的精神在他的灵魂中的反应。至于这种精神追求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与矛盾，他并没有意识到。
宋儒的精神追求是高尚的吗？文天祥证明了这种精神追求的高尚性？正相反，文天祥证明了这种精神的虚妄和自欺。别忘了，当巨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社会的时候，那些当初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正人君子是怎样一哄而散的，他们从小被灌输道德、修身、敬畏、忠诚等等正统的儒家思想，他们被诱导相信个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但当残酷的社会现实打碎了他们的道德梦想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变得脆弱无比，不堪一击。绝大多数儒生在他们刚刚踏入现实社会的不久，就已经醒悟到了道德和现实的矛盾，他们会暗中在自己的心里调节好这种矛盾，以使自己适应社会。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生来具有圣洁品质的“赤子”，是注定要为这种道德梦想做牺牲品的。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他们可能不为人知，而且很难取得大的成功，但是当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国家和社会头上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这些人会自动跳上祭坛，充当祭品。
而原有的道德梦想，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信条，这时候已经成为他们心中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的，相反，从道德意义上来说，他们反而是成全了自己。
问题是这种道德上的自我成全，却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割裂开来，这就完全注销了这种道德修养的社会价值。文天祥可以去救国，救世，不避凶难，不顾个人甚至是家庭的安危，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内在的道德驱使，而不是他对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接受了这样的道德信条就等于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了崇高的道德修养就能够成就一切。所以道德的社会目的或者说修身者的社会责任，在这里不是被忽略，而是根本没有必要再被提及，因为道德本身就能够成就一切。当巨大的社会责任突然被强加在修身者的身上的时候，再大的社会责任也只能成为第二位的了。占据第一位的，永远是个人道德。
如果这种道德修养是真实的，许许多多的道德君子至少不逃避他们的社会责任，那么，这样的社会也将是健康的，甚至是强盛的，对外也足以抵抗最危险的敌人。但不幸，这样的所谓道德修养很少是真实的。人就是这样，他天生不是君子，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当一种软性的道德要求被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做到的时候，每个人都宣称自己已经完全做到了，反正这是没有任何外在的刚性标准作为判断依据的。一个人可以逃避任何社会责任却对外宣称，他自己道德崇高，因而不愿与那些道德低下的人为伍。大多数人都披着道德的外衣，表面上全是君子，而实际上全是小人。道学从他诞生的那天算起，到南宋灭亡的时候，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道学”这个称谓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伪善的代名词。但道学家只给自己改了个名号，他们改称自己为经学家，继续统治人们的思想，而其精神实质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全部的宋儒就是在这样的所谓经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脊梁。
和平的时候不能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大难降临的时候，这些所谓的饱读圣贤之书的君子，就一哄而散。只讲个人道德不讲社会责任的教育结果，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社会责任。而个人道德，在另一个皇权社会里，还可以继续伪装下去。
文天祥的命运是被预先确定了的，道德只对他和少数几个跟他一样的人才是真实的，他们只能成为被牺牲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是幸运的，他实现了自我牺牲的最大价值。
但是，直到他牺牲了自己，他不能理解导致他的国家灭亡和个人牺牲的文化缺陷，对他来说，个人道德的自我实现仍是比个人的社会责任更优先的东西。甚至，文天祥并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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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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