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先生在《文天祥爱国吗？》一文中，开篇就指斥我们的许多历史问题是一笔糊涂帐。没错，有许多历史问题确实是糊涂帐，需要我们乃至后人去理清算明，我认为，万万不能用黄先生的那个算法。

　　在黄先生看来，抗击外族侵略的文天祥、于谦、张家玉都是破坏祖国统一的绊脚石，谁要为他们树碑立传，谁就是“站在陈腐的'华夷之辨'角度去看历史”。其基础无非就是现实与历史的差异，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论调了，可他还是要搬出这种差异来证明“扶明抗清者”与“扶清抗洋者”同为“民族英雄”的尴尬。

　　历史不是静止的，是变化的，始终用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的行为，必定落入“愚昧”之彀。文天祥身处之国，是宋朝，而林则徐身处之国，是清朝，二者相差数百年，国之构成、民之成分大不相同，我们凭什么用一把尺子去给他们的行为作个评判？这些当时的“现实差异”正是行为差异的基础，也正是我们评判历史的基础，谈什么逻辑前后不一致？脱离事实基础去强求一致，如此片面、刻板的历史分析方法，不要也罢。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际就是尊重事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评判事物。古人生活之社会，与今不同，所以把今天的标准强加在古人头上，已经不仅仅是片面、刻板的问题了，而是在歪曲事实基础。

　　黄先生很反对出现“民族英雄”、“爱国者”这些字眼，提出应该让它成为“历史名词”。我看没这个必要，因为历史现实决定了他们配得上这个称号。除非等到某一天我们的标准变成人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民族为耻，吃里扒外才是英雄，那换上一换倒是很有必要。而且我们所言文天祥等人为“中国历史上的爱国者”，也不等于他们就是爱中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中国的概念，他爱他的祖国，值得称颂，如此而已，有什么错吗？他们是汉族的民族英雄，而完颜阿骨打则是满族的民族英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什么错吗？

　　如果非要扯出一个普适的价值标准，那么辨别公平与正义的基础点就在于谁是侵略者、谁是抵抗者。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其行为后果对统一大势有利，但其武力侵略他人的行为却是需要批判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以后果实际如何就一定给行为者戴上高帽子，用“后果论”来一俊遮百丑。他破坏了和平，以部分人的牺牲来换取大部分人在统一环境下的“更幸福”（何况其动机根本就不在于此），则践踏了这部分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与价值。作为抵抗者来说，他们是以暴易暴，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与价值，这中间孰高孰低，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可以为忽必烈立传，又为什么不能给予文天祥们一个“民族英雄”和“爱国者”的称号？

　　我们赞扬文天祥们的行为，并不是针对他们具体抵抗的谁，而是针对他们抵抗外辱的行为。无论外辱因谁而起，只要英勇抵抗，就值得称颂！看明白这一点，就能够明白黄先生所言“难道满族人不是中国人吗？我们今天要去替古人算家仇国恨，能算得清吗？”不过是偷换概念的废话而已。没有谁要去替古人算家仇国恨，不必劳烦黄先生在这里杞人忧天。

　　最后看了黄先生的几段话，我这明白他的苦心孤诣在何处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尴尬的现象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和专制王朝的逻辑如出一辙。”、“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国家，就会出现人民的新融合，南非不就是这样？”。很有意思，因为民族融合的出现，就能证明外族的侵略是正义、抵抗者是邪恶吗？

　　秦晖先生曾有一文《既反对民族压迫，也反对民族分立》，在里面就很清楚的阐述道：“当今国际上另一个恐怖主义的源头是极端民族主义，它的两种相反表现形式，在强势民族就是民族压迫倾向，在弱势民族就是民族分立倾向。”，清人、蒙古人屠杀汉人，这是不是民族压迫呢？抵抗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英雄的举动吗？民族融合的前提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必须依靠人群的自由流动与相互认同来实现，而不是依靠哪怕一星半点的暴力基础。我们需要的是今日欧洲的融合之势，而不是宋末元初的“融合”之道。

　　民族融合或者全球一体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这里我不想争个高下，可融合、一体化的基础绝对不能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这却是我的底线所在。没有任何道理为侵略者正名或者消弭抵抗者的英明气节，这样的价值观打死我也不承认！承认人的价值，就必须重视每一个人，不可将任何一者目为理所当然的牺牲品，抵抗者在保卫祖国的同时，就正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祖国人民的生存权利，这样的行为即使是在黄先生高喊的“新思维、新观念”下，也是正义的、高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