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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罗承晋 最近，沙鸣先生针对有人认为文天祥“《长溪道中》诗写的‘全是当时甘棠港特有景物’，文天祥是‘在张家翻阅其先人诗集，见有张观的诗，一时感慨系之，便次韵写下《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二首’”，提出看法，认为文天祥“是应召去福州的，岂有充裕时间将船开进甘棠港到大留村看同榜进士”，“内河的甘棠港”怎能“看得到‘潮风连地吼，江雨带天流’”？（载《闽东日报》2001年11月17日《文化》版），这使我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应甘棠镇之邀，协助编撰《甘棠镇志》，有人抄录甘棠镇大留村张氏族谱内文天祥诗及张自山诗：“一山近石照，北水纳江流。骚客倾诗赋，渔翁棹遨游。云霞随意滚，波浪叠文洲。乍然风雨至，鱼舟闹北州”。认为是文天祥次韵张观，应予收入镇志。当时我就是出示与沙鸣先生同一版本的《文天祥集》中《和自山》诗的序言“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诗”为证，阐明自己的看法：对谱牒应一分为二，张自山并非生于宋高宗绍兴年间、死于68年前的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的张观。《甘棠镇志》最终采取的折衷办法是：文诗注明载“《福安县志》卷36艺文665页”，张诗注明“原载大留张氏族谱”，未加其他说明。至于甘棠港，乃闽王王审知派遣刘山甫疏通航道障碍的黄崎港，并非甘棠镇的内河港。今甘棠镇原名“官塘”，福安方言今天仍这样称呼。清末民初地方人士为纪念明代知县卢仲佃才改为“甘棠”。不久前《闽东日报》还刊载谢学钦先生有关甘棠港的专文。
关于《长溪道中》的创作时间，沙鸣先生认为，五月初一景炎登极，“当月派船到温州，以观文殿学士侍读衔召文前往，船于六月初六抵福州。由于温州至福州途经连江北茭，北茭风浪险恶，一般木帆船一天只能在两次平潮时方能安全渡过。文天祥所坐接官船从浙东南麂到长溪县辖境的今台山列岛直至东冲口，一路均顶风迂回前进，抵东冲口附近时已是六月初五下午退潮时候，必要停船一段。此时，先有张姓号自山的幕客将所作诗呈送文天祥，文才次韵和了两首，其时约在当日下午三至五点左右。这个自山，有极大可能是张汴的别号”，“协助文天祥从镇江逃脱的幕客杜浒等12人中，张汴就是其中之一”。而《福建日报》1993年6月5日载廖楚强《文天祥入闽纪事》则说：文天祥从江苏镇江逃脱，经温州入闽，“首先在闽东福安县境驻足，准备集师勤王”，“他在福安长溪道上咏诗两首，题为《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5月19日，文天祥在福安县得知他已被授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于是又立即由福安县赶往福州朝见端宗。从福安县到福州的路途中，文天祥把他从江苏经浙江到福建的路上所作的诗文，编了一个专集《指南录》。这本《指南录》的序文，就是在福州旅次所作”。
对文天祥入闽同一件事，居然海、陆两种说法截然不同，且言之凿凿。文天祥无分身术，此二说至少有一种是虚假的。我认为，沙、廖二说只是凭自己的想象推测而已，并非事实。因为《福宁府志》、《福安县志》及《霞浦县志》虽收录此诗，皆无具体记载。《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下简称《纪年录》）、文天祥所集杜诗《至福安》（按：此处“福安”指福州，五月福州改为“福安府”）自序、《宋史·文天祥传》、刘岳申《文丞相传》及胡广《丞相传》皆言“三月初一入真州城”，“三十日至台州境”，“四月初八到永嘉（温州）”，“留一月候命”，“五月一日景炎帝登极，五月二十六至行都”。既不是说六月初六到福州，亦未言五月十九在福安时端宗授予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纪年录》云：“四月八日至温州，闻端宗皇帝于福安（指福州）建大元帅府，公奉书劝进……景炎元年五月朔，福安登极，以观文殿学士侍讲（《宋史·文天祥传》作“侍读”）召赴行在，二十六日授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可见文天祥的通议大夫等职是五月二十六日到福州后授予的，此前是“以观文殿学士侍讲（读）召赴行在”，并未“在福安驻足，准备集师勤王”。而《指南录》的序文有两篇，前序日期为“德二年闰月日”，该年闰三月，应写于“入真州城”与“至台州境”之间，后序才写于五月。
至于张自山，也并非张汴，应另有其人。张汴号次山，不是“自山”，他也不是协助文天祥从镇江逃脱的幕客。镇江逃脱时，文天祥合幕客共12人，不是幕客12人。其中余元庆、李茂、吴亮、萧发于中途负金逃离，余下杜浒、金应、张庆、夏仲、吕武、王青、邹捷7人，而金应又突然病故，至温州时“幕客”剩6人，其中并无张汴。《纪年录》及刘岳申《文丞相传》记载文天祥陷北时，元相伯颜”放还天祥所部勤王义士西归，其渡浙归闽者，唯方兴、朱华、邹、张汴数人耳”，五月朔福安登极，“旧客张汴、邹、部曲朱华等，皆自闽来迎”。张汴与文同时陷敌营，不可能于此时从京师给文去信是十分清楚的。
再说，古代等级制度森严，状元宰相是不可能与幕客以诗应和的。至于《文天祥集》中有以杜浒、张汴、金应等人为题的诗，乃文天祥以其为国捐躯，系忠义之士，故以诗悼念。试想，文天祥、谢翱皆能诗，为何两人集中皆不见相互应和之作？我看除了戎马生活紧张，与上述原因有关。
《闽书》31卷载：“福安百辟岩，宋少帝航海入闽，集勤王师于此。文天祥自镇江亡归，追至，则少帝已移入福州矣。故文天祥《长溪道中》诗有‘宫殿扃春仗，衣冠锁月游。伤心今北府，遗恨古东州’之句”。温州至福州古来陆上有官道相通，文天祥从海上、陆上去福州两种可能性皆有，谚云“有路莫行船”，他刚脱离虎口，海上惊涛骇浪，“顶风而迂回前进”，毕竟要冒风险；陆上依仗马匹，风险相对少些。因此，从陆上入闽的可能性更大。《长溪道中》仅“潮风连地吼，江雨带天流”及“海角云为岸，江心石作州”写景，其余为抒情。诗是文艺作品，可实写，也可以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表达。前诗首联旨在通过渲染环境的恶劣来回首往事、抒发感情；后诗颈联借海角无涯、江石为洲比喻前途虽渺茫，有忠心卫国之士为中流砥柱。如果望文生义，硬将这仅有的两句诗说成是某地特有景物，为自己立论服务，显然是不可取的。何况此诗前三联对仗，从诗句的句式结构看，“江雨”显系偏正结构，与之对举的“潮风”也应是偏正结构。因此，首句应是讲风在吼，仿佛是潮水带来的风，随潮涨而刮起的风在遍地吼叫，江岸的雨水似乎从天上倾倒而下；而不是讲潮水和风一道涌来，穿云裂岸。宋梁克家《三山志·地理类》记载，当时象江（即白马河）“潮东至白沙（今福安市溪柄镇白沙村），西至廉首（今福安市赛岐镇廉首村）”。就福安而言，清明前夕（俗谓“白龙囝回家祭墓”）至八月二十三日（福安谚语：“八月二十三，石板飞过山”）为台风季节，文天祥入闽正当其时，风急雨骤，举步艰难，由此而回想自己救国所走过的艰难道路，是十分自然的。其实，海上入闽也是循岸行驶，陆上骑马也有不少路程是沿海道路，水、陆入闽皆可切题。“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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