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吏治改革思想作者：沈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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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吏治改革思想作者：沈有珠

柳宗元在《牛赋》中，希望官吏的象牛一样有着“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沉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9]的高贵品质。
　　中国历史上，都是把官吏看成是役民者，并自喻为人民的父母，是放牧人民的人，因此，州郡长官称为“牧宰”、“牧守”，而柳宗元却持“吏为人役”的观点，认为官吏是百姓的仆役，而非父母官。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的“甘为人民大众的老黄牛”与之是一脉相承的。
　　
　　二、勿扰民
　　
　　从柳宗元的诗文中可看出老庄的那种“无为而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柳宗元以郭橐驼与一般人种树方法不同，来说明两种不同的“官理”，深刻之处在于：所揭露的并不是酷吏贪官的诛杀，指斥的也不是昏官的胡作非为，而抓住人民“好烦其令”这个方面，由于官吏们的“勤政”，使得人民忙于“劳吏者而不得暇”，使人民陷入“病且怠”的境地。“勤政”的结果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10]，本文揭示了这种专制误民害民的本质，并以养树比拟养人之术，提出了“蕃吾生而安吾性”的主张。在《晋问》中柳宗元明确地提出了“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已，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往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自利者是也”[11]。利民，就是使老百姓得到好处的客观条件，怎样才能从政“利民”到“民利”呢?桥梁是“民自利”，“勿扰民”，发扬尧时的淳朴风尚，让老百姓自己去谋取自己的利益。这种顺人性、遂人欲的观点，实际上是以承认人民生存权利为前提，要求统治者尊重人民的愿望，应给人民创造不受烦扰地生存、劳动、发展的条件。
　　随着对历代政治兴亡认识的不断深化，政治实践的愈来愈深入和对民生疾苦的日益了解，柳宗元政治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其“利民”、“不扰民”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写了一系列宣传安利民生思想的作品，如《兴州江运记》、《零陵郡复乳穴记》、《全义县复北门记》、《井铭》等等。《梓人传》写一个工匠连自己的床缺了一条脚都不会修理，却指挥众工，修建了京兆尹官署，从而阐述了为官者要研究领导艺术，在他看来，百官各安职守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条件。使用人要“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英材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而不伐艺也”[12]。这是针对贞元末年朝廷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亲信奸佞，嫉贤妨能；德宗刚愎自用，不任宰相，连刺使、县令都要亲自任命，结果是权奸当路，政出多门，吏治混乱，政治腐败。“永贞革新”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按柳宗元的这些思想惩办了李实等官僚，重新起用陆贽、阳城这些被佞臣迫害的贤能。
　三、“条其纲纪”、“齐其法制”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13]孟子主张“仁政”，把仁政思想寄托在主观的幻想上希望统治者大发善心，以德服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希望统治者把人民当作子女一样爱护，官吏是百姓的父母官。在现实生活中，官吏果真把老百姓当作他的子民吗?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一直重复着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从产生一个稍为廉洁、稍为好的政府。正如林语堂所说：“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14]。在这个问题上，柳宗元没有象孟子一样希望于官吏的大发慈悲，把百姓当作子民看待，而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官吏为盗是“天下皆然”的现象，主张“条其纲纪”、“齐其法制”，以法治国，惩治贪官污吏，
　　在《梓人传》里，柳宗元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15]，就象梓人“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坚定地执行法制，按绳墨规矩办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洁身远退，而绝不能食权嗜禄，苟且求荣。《送薛存义序》：“今我受其道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何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16]深刻揭示了官吏为盗是“天下皆然”的普遍现象，并用主人可以惩办盗窃、懒惰的仆人来推理百姓也有惩罚贪官行吏之“理”，正由于“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罚者”，贪官污吏们才口里喊仁政，暗地里为盗，因此必须“法不阿贵”，“明法审全”。在《非国语》的《戮仆》中，柳宗元借魏绛不杀犯罪的贵公子而杀无罪的仆人一事，批判了“刑不上大夫”的儒家传统思想[17]。《莒仆》一篇，通过对里革私改命令：—事的评论，强调国君必须掌握权力，赏罚严明法纪的重要。认为如果法制废驰，赏罚不明，假使重罪也“释而勿诛”，那么今后朝廷将“无以行令”[18]。从这些论述中，可看出柳宗元已不单纯是儒家空口喊道德教化，强调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发良心的仁政上，而是吸收法家的一些合理因素，主张执行法制，惩处为盗的官吏，继承了韩非子主张法制的观点。
　　
　　四、用人唯贤
　　
　　中唐社会纲纪紊乱，法治不行。作为一个“上惭王官，下愧农夫”的封建知识分子，为实现“兴功济物”，“安利于人”的政治目标(《兴州江运记》)，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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