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又说：“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刘梦得文集》卷三○)

意思就是说，天生人，可是不能叫人的情欲有节制。君治理人，可是不能不用威势以办事。天和君的作用，都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缺陷。总还需要有些人出来，他们也是人，但是，他们能够弥补天的不及。他们没有君位，但是他们能够用一种教使人改变心性，像中国的孔丘，西方的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孔丘之教的要点是“大中”，佛教的要点是“正觉”。自从有了天地，这两种圣人之道就存于其间。它们有所不同，这就比如水和火是不同的，但做饭菜需要水也需要火。车轮和车辕是不一样的，但是用车走路，必须要轮，也必须要辕。不过儒教用“中道”教人，不多讲性命，所以在世衰的时候，儒教也逐渐地衰了。佛教用大悲救众生，脱离苦海，宣传因果报应，所以世道越衰它就越得到人的信仰。它能够在人没有生的时候，就把他的贪爱之心消灭了。它在无形之中帮助教化。他的教化不仅普及于人，也普及于“天”，佛教所说的天也是一种有情之物。而在天地生成之外，还有一种造作，于人群的政治之外，还有一种教化。它的具体的表现是可以用言语说的，它的根本的精神，是不能用言语说的。

刘禹锡在这段话里，说出了他心目中的儒教和佛教的作用，以及这两教的优劣。在《天论》中，他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的是靠法制。在这段话里，他又认为仅只法制还是不行，因为人生来都有情欲，而又不能对于自己的情欲有所节制。这是人生来就有的缺陷，所以要用法制、威势以作节制。但是，专靠威势还是不行，还需要教化。刘禹锡认为，儒教和佛教，它们之间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起同样的作用，相互为用。在这一点上，刘禹锡的主张和当时的三教平行论是一致的。刘禹锡又认为，儒教讲的是“中道”，其作用，就个人说，可以节制情欲，就社会说，可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儒教不着重讲人生的根本问题，就社会论社会，所以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候，它就不行了。佛教着重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所以社会越混乱，人就越向佛教中逃避现实，寻求安慰，就越信仰佛教。刘禹锡认为，这是佛教优于儒教的地方。

柳宗元为慧能作碑文，刘禹锡为慧能作第二碑。碑的铭文说：“至人之生，无有种类。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杰异。父乾母坤，独肖元气。一言顿悟，不践初地。”(《刘梦得文集》卷三○)他说：“独肖元气”，可见他认为佛教所说的真心，相当于儒教所说的元气。在这一点上，他也有用儒家思想解释佛教的倾向，像柳宗元那样。不过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发挥。

从上面四个人所讨论的问题看，他们所注意的不是人的生死问题，而是社会的治乱问题。他们所注意的不是因果报应，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所注意的不是人的来生，而是人的今生。他们都企图用儒家的一些范畴解释佛家，虽然他们的解释都粗略比附，不是融会贯通。他们对于儒、佛两家都有所联系。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常有的现象。他们的时代是从佛学向道学过渡的时代，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上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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