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人。唐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和柳宗元一起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在失败后，与柳宗元同样受到迫害。他的著作，后人编辑为《刘梦得文集》(本书用的是《四部丛刊》本)。他的哲学著作，主要的有《天论》三篇(《刘梦得文集》卷一二)。

《天论》的序说：向来讲天的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天与人之间，有互相感应的影响，作恶的人必然得祸，行善的人必然得福。作恶或行善是感，得祸或得福是应。有个主宰之天，赏善罚恶。这种说法称为“阴骘之说”。另一种说法，是说“天人相异”，没有感应的关系，就自然界说，好的东西也不免于雷霆的打击，坏的东西，在春天也能同样地生长。天是没有选择的。宇宙之间，没有什么主宰。这种说法称为“自然之说”。韩愈的天说，主张“阴骘之说”。柳宗元作《天说》，主张“自然之说”。柳宗元的文章是很好的，但也是“有激而云”，讲得不够全面。刘禹锡说，所以他自己又作《天论》，把这个辩论进行到底。刘禹锡的这篇序言，说明了他们三个人关于天的辩论的过程。就实际情况来说，柳、刘与韩愈的遭遇一样，立场一样。韩愈遭贬而发牢骚，刘、柳是帮助韩愈说话，为之补充，并不是和韩愈作斗争。

从哲学上说，韩愈主张“天人感应”，这是唯心主义的主张。柳宗元主张“天人相异”，否认有主宰之天。就这一方面说柳宗元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专从他所讲的话看，似乎天与人是完全分开，各不相干，中间没有任何关系。这就不够全面。刘禹锡认为“天人感应”这种说法固然是不对，但是天人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这种情况，刘禹锡称之为“天人交相胜”。

他们三个人所讨论的问题，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的问题，即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之际”的问题。宗教迷信对于自然界作了歪曲，认为有一个主宰，能够干预人事，赏善罚恶。人的行为也能招来它的干预。这种主宰称为天，这个所谓天就是主宰之天。韩愈所说的天，就是主宰之天。这种天本来是没有的，韩愈的说法完全是虚妄的。柳宗元和刘禹锡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自然之天本来是没有意识的，当然不能对于人事作有意识的干预。人的行动也不能招来它的有意识的干预。就这方面说“天人相异”，天人不相影响。但是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各部分都是互相影响的。刘禹锡就是在这一方面补充了柳宗元。

《天论上》开头就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在这段话里，刘禹锡肯定，天也是一种“形器”，就是说，它也是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就是说，它也是物质的东西。《天论下》说：“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意思就是说，天上有日、月、星三光，高悬在万物之上，是很神明的。其实，其根本还是在于“山川五行”(水、火、木、金、土)。天有阴阳二气，阳气的性质是清轻；阴气的性质是重浊。清是浊所生的，重是轻的开始。阴阳这两仪，是不同的，但是互相为用的。阴阳二气生出有雨、露、雷、风。有了雨、露、雷、风，就生出了万物。万物有许多类，主要的是植物和动物两类。

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也都认为天地的形成是由于元气的分化：“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刘禹锡继承了这个原则，但有不同的提法。他着重在“两仪”的交互作用，认为轻清的阳和重浊的阴，是交互错综、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浊”反而为“清”的“母”，“重”反而为“轻”的“始”。这说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也兼有辩证的意义。

所以天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不过是特别大的而已。人也是一种动物，但是在动物之中最为突出。所以天和人都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天所能的，人固然不能，人所能的，天也有所不能。在天所能而人所不能的问题上，天固然可以胜人，在人所能而天所不能的问题上，人也可以胜天。这就叫“天人交相胜”。

什么是天之所能而人之所不能的？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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