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这里所讲的天与人的分别，接触到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所讲的“天择”和“人治”的对立。赫胥黎认为，在自然界中，生物都是竞争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谁最强，谁就拿到别的生物当食物吃。而在社会中，就不由强弱所决定，社会所保护的，往往是弱者。刘禹锡也认为生物都是天所生的，生殖万物是“天之道”。天的作用表现在强弱。就是说，生物既生以后，能否存在，要看它的体力是强是弱。至于在人类社会中，人组织了社会，其中就要有维持社会存在的规章制度，这就叫法制。人生在社会中，是社会的成员。谁能存在，就不是靠他的体力强弱，而是靠他的行为能否合乎法制。法制是人所立的，是人之道，人之道的作用表现为是非。合乎法制的就是是，不合乎法制的就是非。体力强弱出于天，一只鸡怎么样也打不过老虎。法制是非，出于人。人可以在社会的范围内改变体力强弱相胜的自然状态，这就是“人之道”战胜了“天之道”。

刘禹锡举了一个例，以说明这个道理，他在《天论中》说：“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阴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虽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

意思就是说，譬如人旅行。走到离城市相当远的地方，想在大树下面休息一下，到泉水旁边喝一口水。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强壮有力量的人跑在前边。虽有圣人、贤人，也不能和他竞争。这不是“天胜”吗？人进了城，想在华丽的房子里面休息，想吃好饭。在这个时候，圣人、贤人就在先，身体强壮有力量的人也不能和他竞争。这不是“人胜”吗？如果社会上的秩序很好，在野外也就和在城里一样，都是“人胜”。如果秩序不好，在城里也和在野外一样，都是“天胜”。在走一天的路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差别。

《天论中》接着说：“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

意思就是说：是非是人理；强弱是天理。如果有是非，虽然在野外，也是人理胜天理。如果没有是非，虽然在城里，也还是天理胜人理。天并不是有意要胜人。人不管的地方就归于天。人是有意要胜天。天没有意志，所以人可以有意地胜天。

《天论上》说：“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钟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意思就是说，人之所以能胜天，是因为它能有社会组织。社会之所以能组织起来，因为它有法制(简称为法)。法是社会中的是非的唯一标准。合乎法的为是，违反法的为非。这种是非，不是哪一个人和哪一部分人的私见，而是社会上的公是公非，在法得到彻底贯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社会中的人，照着公是而行，就是善的行为。违反公是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善的行为必然得赏，恶的行为必然得罚。如果一个人得到的赏和他的善的行为完全相当，无论得到怎么重的赏，大家也都认为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行善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所得的罚和他的恶的行为完全相当，无论他得到怎么样重的罚，大家也说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作恶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人都说天是不干预人事的。如果法有一点废弛，是非就混乱了。受赏的人不一定都是善人，受罚的人不一定都是恶人。于是人们就认为，这是天的干预。在法完全废弛的时候，是非完全颠倒了，受赏的是那些长于逢迎谄媚的人，受罚的倒是那些正直的人。道德伏不了那些强暴的人，刑罚也止不住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于是人之所以能够胜天的那一点的实在的东西，完全丧失了。所以说：天之所能的，是生长万物。人之所能的，是治理万物。在法大行的时候，人们说：天同人有什么关系？我照着道而行就是了。法在废弛的时候，人们说：道有什么用？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法部分废弛的时候，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就混乱了。实际情况是，天总是用天的所能以对待人，对于社会上的治乱，它是不能干预的。人总是用人的所能以对待天，像四时寒暑这些自然界的变化，人是不能干预的。在法制完全的时候，人道是光明的。生在这种时候的人，都知祸福是怎样来的，对于天，既不感恩，也不怨恨。在法制混乱的时候，人道是暧昧的，不发生作用了。生在这种时候的人，不知祸福是怎样来的，就把本来属于人的事，归之于天。其实，天对于人事是不干预的。

刘禹锡严格地区分了天和人的界限，由此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又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理论，这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天之所能的是生万物，人之所能的是治万物。他所说的治万物范围很广。他说：“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揪敛，防害用濡，禁焚用酒，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天论上》)

意思就是说，在春夏阳气盛的时候，万物都生长。在秋冬阴气盛的时候，万物都衰落。水火能够伤物，木头是坚的，金属是锋利的。凡生物在年轻的时候，都很强壮，在年老的时候，都要萎靡。谁有雄气，谁有体力，谁就为长。这都是天之所能。在春夏阳气盛的时候，人就种庄稼，在秋冬阴气盛的时候，人就收获耕种的果实。水火能够伤物，但是人可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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