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把《天论》送给柳宗元看，柳宗元回信说：“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若子之说，要以乱为天理，理(按即治字)为人理耶，谬矣。……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答刘禹锡天论书》，《唐柳先生集》卷三一)意思是说，他细读《天论》，没有发现同他的《天说》有根本的不同。刘禹锡认为，乱是天理，治是人理，这是大错，只有说无形是无常形，这一点很好。

照这封信看起来，柳宗元完全没有懂得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这个基本思想，没有分清自然和社会的界限。所谓治、乱，完全是就社会中的社会秩序而言。自然界不是社会，无所谓治、乱。“乱为天理，治为人理”，这是把自然界也看成社会，把社会的范畴强加于自然界，这正是刘禹锡所反对的。“无形为无常形”，这一点柳宗元赞同，这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是刘禹锡在这一点上的混乱，如上面所分析的，柳宗元没有看出，也是不可能看出的。

刘禹锡又指出，人对于天的迷信，如“阴阳之说”之类，还有其认识论的根源，那就是对于自然的不认识，不了解。刘禹锡举了一个比喻。一条船在小河里边走，走快走慢都是由人控制，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也都是由人控制的。河里面也不会有大风、大浪。有些船走得快，走得平稳，这是由于人力；有些船翻了，有些搁浅了，这也是由于人。船里面的人没有讲天的，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是很明白的。要是在大江、大河、大海里面，船走快或走慢，人不能控制什么时候停，也不能掌握什么时候走。遇见大风大浪，船能平稳地走是靠天，船沉了也是由于天，船危险了但是还能不沉，也是靠天。船里面的人没有不讲天的，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不明白，“理昧故也”。

刘禹锡设问说：有几条船齐头并进，风和水的情况都是一样。可是，其中有的沉了，有的没有沉，这不是由天管住的吗？回答说：“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尔。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得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尔。”(《天论中》)

意思就是说，水和船是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有行船这种事情发生。凡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其中必有一定的规律(数)。有了规律，就有一定的形势表现出来。有的船走过去了，有的船沉了。这是因为那些船恰好碰到某一种数和某一种势相乘的结果。形势是附于物而生的，就好像影子是跟着形象而生的，回响是跟着声音而生的。附于走得慢的东西而生的形势，是缓和的，所以人容易明白；附于走得快的东西而生的形势是急遽的，所以人不容易明白。船在江海里翻了同在小河里翻了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小河里面的水流得慢，随着来的势也缓和。江海里面的水流得快，随着来的势也急遽，所以不容易明白。

总起来说，刘禹锡认为人对于天的迷信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社会中的法制的松弛，如果法制得到贯彻，迷信的这个来源就没有了。一个是对于自然的不认识，不了解，如果对于自然增加认识和了解，迷信的这个来源也就没有了。

关于认识和了解自然这一方面，刘禹锡提出“数”和“势”这两个概念。他又提出一个原则：“数存而势生”。他解释说：“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尔。”(《天论中》)

意思就是说，有某一个规律，就有某种形势生出来。天的形是圆的，颜色是青的，周围是可以用度数量的，昼夜是可以用仪表测的，可见是有规律(数)存于其间。天的形是高大的，已成为高大就不能回到卑小。天的气是动而发生作用。动就不能一刻停止。可见天也不能逃出它的规律，超出它的形势。所以我说，万物之所以是能存在无穷，因为它们是交相胜，互相用。天和人不过是万物中比较突出的东西。天人交相胜，不过是万物交相胜、互相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刘禹锡在这里接触到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般和特殊的问题。数这个字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如算命占卦那些迷信，也称它们讲的是数，刘禹锡所说的数是规律的意思。他说，天周围可以用度数量，昼夜可以用仪表测，这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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