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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 写一个活泼的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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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叫什么?
有人调侃,这本书里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个村,并留下了大量诗作。
对话
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主人公都挺可爱,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以下简称李):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记: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记: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记: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现在还有人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
记:《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举办过朗诵会,请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
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
记: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记: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记: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记: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记:《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
记: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失败感笼罩着当代作家
记: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
李: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开始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
记:有时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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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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