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结樱桃》，李洱并没有“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不懂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在河南的父亲，屋顶上那个东西叫什么？

　　有人调侃，这本书里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个村，并留下了大量诗作。

　　对话

　　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主人公都挺可爱，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以下简称李）：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

　　记：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记：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记：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现在还有人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

　　记：《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举办过朗诵会，请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

　　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

　　记：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记：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记：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记：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记：《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

　　记：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失败感笼罩着当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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