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很想了解在经历了《花腔》之后，你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最终写了这种风格和题材的小说？

李洱：因为我把历史看成是现实，所以我写了《花腔》；又因为我把现实看成是历史，所以我写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既没有非历史的现实，也没有非现实的历史。这是我的基本想法。我的变化只是，我对写作越来越有信心，而对现实却越来越感到艰难。与此相应，我对自己在写作中所做出的每一个诉求，我知道它伴之以希望，也伴之以不安。（采写/本报记者术术）

《新京报》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