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我把《花腔》形容成流动的花腔，因为你尝试了一种正文与解释性附本互文穿插的结构。韩国评论说：线索很多，但李洱头脑并没乱。我的惊叹也在这里，我理解，这都是你的谋篇，一切都统在你要完成的对中国一段历史的看法上。这可能才是韩国知识界的共鸣点吧？
李洱：很早就想写一部书，由正文和附本构成，有无数的解释，有无数的引文，解释中又有解释，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从树上摘一片叶子，砍下一截树枝，它顺水漂流，然后又落地生根，长出新的叶子，新的树枝。或许人的命运就存在于引文之中，就存在于括弧内外，也许那就是他命运的疆土？写《花腔》，正好用上这种叙事方式，我认为它最适合表达我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看法。
韩国作协秘书长金在湧说这部书至少可以在韩国卖二十年。不止一个韩国作家和批评家在和我交流时告诉我，小说的主人公很像韩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知道，韩国很多学者，以前都住过监狱。韩国有一个学科，就叫“鲁迅学”，研究鲁迅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在住牢期间爱上鲁迅的，这使得他们对历史的体认比我们这边的学者要深切。所以，他们是带着这种体验切入文本，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交流和对话的。
《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当下题材
生活精彩，真的超出了作家想象力？
孙：不知为什么，虽然表面看，《花腔》作为小说的难度系数高，但赢得知识分子共鸣并不难。难的反倒是《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样的现实题材。因为有人在纠结那里面的细节像不像的问题。我在这里理解为，对于一些历史处境，大家其实已经有了可以意会的共识，而对现实情境，这种共识很难达成。所以写作现实题材，对当代作家来说，反而更难。你有没有感到这种把握之难。是什么自信支撑着你要完成这么一个现实表达？
李洱：几乎在所有的文学研讨会上，你总能听到一个说法，生活太丰富多彩了，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在生活面前，尤其是在当代生活面前，作家们显得如此无能。其实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什么？因为作家写到小说当中的故事，只能是成千上万上亿的故事中的一个，换句话说，它是所有想象中的一种想象，是所有现实中的一种现实。很多现实肯定要大于一种现实，就像二大于一。
以前的作家，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找到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所谓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山西的矿难、河南的艾滋病、火车站的乞丐、洗浴中心的小姐想办法糅到一起，把人物的命运弄得越来越乖舛，叙事的线索拧得越来越紧，拧断拉倒，不拧断绝不罢休，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受到感动，受到刺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叙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但是，稍微想一下，这里面有很多不真实的成分，有很多矫饰的成分，有逗孩子的成分。我更愿意把一个故事，几个故事，老老实实地写下来，和读者对话。它很真实，你不能说这不是生活中发生的故事。那么好吧，咱们就坐下来聊，一页一页地聊，谁也别端架子，有那股聪明劲你也别显摆，至少要先掖着，说说看，你是怎么理解的，我是怎么理解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反正是平等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现实的表达。我知道有人说，你写的不像农村。可当代的乡村生活，是只能够用一种模式去套的吗？要是套不住该怎么办？套不住，那可就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了。
孙：从德国总理送中国总理你的小说这一点上看，这部小说确实引起了西方兴趣，至少他们愿意以此来了解中国的现实农村。就我个人猜度，他们是不是对你笔下“计划生育”与选举更感兴趣呢？
李洱：在没有跟西方的读者接触之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但当我用中文朗诵小说的时候，当德国朋友用德文朗诵小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感兴趣的地方，几乎是一致的，笑，不笑，皱眉，展眉，茫然，释然，那种情绪的曲线没有大的差别。
如果有差别，我想，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会感到奇怪，他们会把它看成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而我们经常会把它看成是世故。其实世故不就是哲学吗？
大部分网络文学，
就是文学的卡拉OK
孙：最后一个问题涉及作家的自我定位。你非常看重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而我现在常听到一个提法，阅读史意义。有些人觉得这个意义应该被看重。在我看来，谈阅读史意义最容易混淆作家这个概念，即你说的“如果卫慧是作家，我就不是。我是，她就不是”的那种区别。谈谈你对阅读史意义的看法。
李洱：如果我提到了文学史，那首先因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