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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皆祀孔子也。”
七:“学校讲经也。”
八:“来复日集众讲教也。”凡孔教会设有专门的讲员，以清代讲“圣谕广训”的办法讲解孔教经典。
九:庆祝孔子诞生纪念日。
十:“以教会主吉兄之礼”。“今拟凡孔教会中人，皆以本会之知礼者主持一切典礼。庶将来可以养成一种礼学专家，而于化民成俗之得道焉矣。”[55]
十一:发愤传教。
陈焕章对孔教仪式的想法主要来自于基督教，但从实际的效果而言，虽然孔教立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这种仪式化的孔教并没有落实在民众的具体信仰活动之中。毕竟传统儒家是偏向理性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很大的距离，因而读经等活动可能会产生效果，但以孔教的仪式来取代佛道和基督教的仪式性活动，则难以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在1916年的孔教国教化的活动失败之后，孔教会继续在舆论和教育方面作新的尝试。如1917年孔教会在北京创办《经世报》，陈焕章任总经理兼总编辑。1923年，北京孔教大学正式开学，陈任校长，这所学校的宗旨是“昌明孔教，培养通儒”，张琴、林纾等被聘为这所学校的讲师。在经历了曹锟政权的短暂顾问生涯后，逐渐从主流的政治界退出。
目前我们在讨论民国初年的孔教会的制度创新的实践的时候，主要的着眼点集中于孔教和袁世凯、张勋的复辟的关系和国会关于将孔教立为国教的争论上，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陈焕章在重建孔教的制度化努力的意义。后来的新儒家又放弃了制度建设上的探索而转向“超越性”的宗教意识的探索，几乎是主动放弃了儒家重新制度化的努力，这些都无法使儒家真正在百姓日用之中得到体现，从而使儒家的制度价值归于虚无。这些都是我们反思百年儒学所走过的道路时必须认真思考的。
三:孔教国教化及其争论
民国初年，孔教会试图使儒家重新制度化的重要举措，谋求在新的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保护，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定为国教。
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订宪法的时候，陈焕章、梁启超、严复等人便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提出:“周、秦之际，儒学大行，至汉武罢黜百家，孔教遂成一统。自时厥后，庙祀遍于全国，教职定为专司，经传立于学官，敬礼隆于群校。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56]他们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意”的方式来为孔教的法律地位作证明:“今日国体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之所不敢为。且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容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有必然者。或疑明定国教，与约法所谓信教自由，似有抵触，而不知非也。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于是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57]孔教会的请原文发出之后，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回响。黎元洪和浙、鲁、鄂、豫等10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都先后通电表示支持。[58]一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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