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康有为并不愿意将儒学与政治分离，这导致孔教会以宗教方式重建儒家制度化的努力与军阀政权寻求合法性的活动一直脱不开干系，如袁世凯、张勋复辟，一直能看到孔教会和康有为的身形。这一切反而使得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家日益与专制和愚昧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年）以及十二年（1923年）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同时，他首倡儒教运动无意间使儒术复与王政结合，而有碍于此一运动，因此在主张共和者的眼里，儒学的信誉全失。我们可以理解到，何以儒学被斥为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的障碍。”[24]
二 陈焕章与孔教的理论建构和实践
陈焕章可能是最积极倡导采用基督教的教会化的方式并综合本土宗教的因素来推行孔教的人，他是康有为孔教观最为忠实的践行者。早在1907年，刚刚进入哥仑比亚大学学习不久的陈焕章就认为政界革命比须和宗教革命同时进行，他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在纽约组织“昌教会”以回应别人对于中国无宗教的讥评并拯救国民道德。他希望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中予以宣传。他在信中说:“弟子于本年（1907年）二月初九入纽约之哥仑比亚大学，暑假时，复入其夏学，幸能考试及格，来年拟习公法、宪法、计学、哲学四科，将于八月十八日开学矣。前日先生在纽约时屡与弟商及，或专言政，抑专言教，弟谓不若兼言之。先生又谓不能兼，顷在英伦犹有书来，言不能定此公案，然弟则确欲兼之，因中国政界固当革命，而教界亦当革命也。现弟在此间实有不能不言教之势。一则愤于吾国人之无耻而自贱，二则愤于外人之肆口讥评，三则遇外人之细心考问，不能不答之，四则寻常论辨之中，已亦不自安缄默，故不揣冒昧，发起一昌教会，以为基础，将来拟辑一《孔教约编》，以英文译之，不知能成否。乞足下有以教之。兹谨将序文付上，伏乞鉴登于《新民丛报》中，以广其传，以引起同胞言教之兴味，即以为将伯之呼也。”[25]
“昌教会”可以看作是对孔教会的预备，因为，陈焕章回国之后，特别热心于以西方的教会体制来使儒家重新制度化。如果说梁启超的孔教立场是模糊的话，陈焕章则是一以贯之的。
1912年10月7日，孔教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会。陈焕章、沈增植、梁鼎芬、陈三立等成为该会的发起人。陈焕章在《孔教会序》中说: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 1912年12月2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了孔教会立案，批文说:“当兹国体初更，异说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1913年1月7日，内务部的批文说:“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准予立案。”[26]1913年该会印行《孔教会杂志》，并将会址迁到北京，当年9月27日在曲阜召开孔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康有为为总会会长，而陈焕章出任总干事。
1914年孔教会总会又从北京迁往曲阜，并在北京、上海各设一个总事务所。并准备在国内各县设立支会，并在重要地点设立联络部，内部机构则分为讲习部和推广行部。讲习部又分为经学、理学、政学、文学。推行部包括敷教（讲道化民）、养正（拜圣读经）、执礼（考礼正俗）、济众（仁民爱物）。会员每年还要交纳会费一元，超过一百元者为终身会员。
与此同时一系列尊孔社团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如总部设在山东曲阜孔道会、孔道维持会、寰球尊孔总教会等等。这些组织明确提出要“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孔教会）、“以尊崇孔道、正人新、息邪说、导引入孝出弟为宗旨”（孔道维持会）。其中以孔教会最具严密的理论背景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儒家的宗教性问题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但主导性观点均认为儒家和一般宗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孔教会就要以一般的宗教的结构形式来积极对儒家进行仪式化改造。如按照宗教的组织方式制定教规，设立专门的人员进行活动。如陈焕章就制定了极具宗教色彩的孔教会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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