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听讲焉，讲师皆由公举。其县会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今若上之政府举之，收效可速，不尔则国之志士。守死善道，应以为任矣。”[7]

1916年，在国会重新就是否立孔教为国教展开讨论的时候，康有为又分别致信总统和国会，重申了他的理由。

儒家要寻求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必须对儒家的核心观念进行重新解释，他认为将儒家的理念只看成是适合君主专制政体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圣人“因时立教”，他便着手对广受责难的、明确与现行政治秩序想违背的儒家理论进行重新解释。他认为西方民主法律体系中的许多观念是孔门所内含的。如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说:“或谓儒家大义，最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则遗经垂教，窒碍难行。此沟犹瞽儒未通古义之论也。夫君臣之本义，但指职事之上下言之，非谓一帝者言之。” [8] 这样就将君臣关系转化为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民国初年军阀们对儒家重新制度化的肯定是出于寻求对于自己权势的合法性依据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康有为建立孔教会的活动完全是出于他重新解释儒家思想努力的一部分，他试图参照西方教会的形式来为儒家价值观寻求新的载体。

虽然康有为因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被儒家阵营中的另一部分人视为非圣无法之举，但以“长素”自号，以圣人自居康有为一直以超越常人的热情和成就动机探索儒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途径，而这些行为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康有为坚信儒家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认同”[9]的标志，也就是说是儒家的价值观和儒家的秩序决定了中国人之成为中国人的理由。为了给这种认同创造制度性基础，在知识界热衷于从宗教中寻求价值支点的背景下，康有为便开始借鉴西方宗教的仪式和规则，将儒家宗教化。[10]

康有为早年曾醉心于佛教，1904年从欧洲游历回来进一步认识到了宗教在维护民族本性上的作用，在《意大利游记》中他就积极主张儒家是一种宗教，指出不应因为孔子不言神道来否定儒家的宗教性。康有为说:“或谓各国宗教皆主神道，孔子既不语神则非教主也。┅┅夫凡为圆首方足之人，身外之交际，身内之云为，持循何方，节文何若，必有教焉以为之导。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人教，实从神教而更进焉。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教为一也。┅┅然则谓言神道为教，谓言人道者非教；谓佛耶回为教，谓孔子非教，岂不妄哉。况孔子尊天事帝，无二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只情状。乃执不语神之单文，以概孔教之大道，是犹南洋人北地之有冰雪，而疑其无也。岂知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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