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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定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和道德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家之退出制度化体系，黎元洪称:“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59]而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对此的设计显然更为详细。他说:“比年以来，我国教育界所最滋物议者，靡不曰道德堕落，少年徒逞意气，无以为之准绳。忧时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倡二说以图补救:（一）中小学校课读全经。俾圣贤之微言大义浸渍渐深，少成若性。此厚根柢之说也。（二）以孔子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诫，此崇信仰之说也。”[60]这段话可以被看作为对蔡元培所作出的将孔子思想完全排斥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种批评。
在社会上积极响应孔教会的情愿书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不仅有政界和知识界的，也有宗教界的，其中马相伯对孔教会的“交会费”和试图通过主持结婚仪式收取费用的办法称之为将孔夫子当成“财神爷”。[61]而议员何雯等认为孔教不应定为国教，理由是“（一）中国非宗教国；（二）孔子非宗教家；（三）信教自由宪法之通例，如定孔教为国教，与宪法抵触；（四）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孔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62]
这种争议很快就呈现在具体的宪法操作之中。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二十三日，赵炳麟议院提议立孔教为国教，表决之后列入议题。二十七日继续讨论，陈铭鉴、汪荣宝等人表示赞成。而何雯和伍朝枢等人表示反对。
支持孔教案之议员
反对孔教案之议员
编号
姓名
年龄
党籍
出身
编号
姓名
年龄
党籍
出身
1
陈明鉴
36
进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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