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祀天、祀圣、祀祖，以崇三本

二曰:念圣、念经、以敛五福

三曰:致中、致和、以立一贯

四曰:出货（理财）、出力、以行大同

五曰:养名、养魂，以至极寿[27]

具体地说，“祀天、祀圣、祀祖”，就是“凡孔教之教堂，及孔教中人所管理之宫室，皆当供奉昊天上帝、至圣先师孔子两神位。若在家中，则添奉祖先之神位。”[28]而念圣和念经则显然是借鉴了佛道二教的修行方式。“为笃信孔教者立一最简易之法曰:常念‘大成至圣先师’六字以为念圣。……至于念经之事，则无论何经，均可随意念之，或全部，或全篇，或断章取义，皆可陶养性灵，增益智能。若定为常课，持以恒心，则必能正心修身，集福免祸，此无可疑者也。”[29]陈焕章不惜使用“百姓以为神”的类似“证道”的方式来说明念经的作用。他举例说:“《南史》尝言，顾欢教人置《孝经》于病人枕边，以驱邪治病，是则虽未念之，但开卷有‘仲尼居’、‘曾子侍’等字样，已成效如彼矣。盖善禳恶，正胜邪，信如顾欢之所言也，况念之耶？”[30]陈焕章认为《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孔教的基本理念。而“慎独”则是孔门的心法。

陈焕章的教规中比较有创意且也是遭到最严厉的批评的则是关于“出货出力以行大同”，出货出力主要是讨论财富的积累和运转，一反儒家“忘利见义”的一贯宗旨，[31]而强调儒家反对的只是一己之私利，并不反对财富，他认为儒家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同时他还主张对孔教会的“奉献”。他说:“若自称信奉孔教，而不肯出货出力以赞助孔教者，是煮粥而无米之类也。不特欺人，亦自欺矣。孔子曰:‘吾今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故吾今不问吾人之对于孔教，其热心如何，但观其出货几何，出力几何耳。”[32]

至于养名和养魂，则是孔教教义中比较有新意，用来解决人死之后的灵魂安顿问题，“他教仅一天堂而止，而孔教则于天堂之外，复有名教焉。吾之名一日不灭，则吾之魂一日不散，而常与生人之称扬吾名纪念吾名者气类相通感，故能死而犹灵也。”[33]

显然，陈焕章是民国初年孔教会活动的主要策划和操作人，除此而外，他还发挥康有为的立场，为孔教的理论建构也有许多创获。

如果说，在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则是从孔教和保持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孔教的合法性进行证明，而陈焕章除了操持孔教会的具体会务之外，着重对儒家的宗教性进行论证，并以坚定的卫教态度，反击民国初年基于科学主义、信仰自由对于儒家教会化的批评，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以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为基准的，并强调儒家有别于其它宗教的证明。

《论孔教是一宗教》一文指出，宗教有“人道之教”和“神道之教”的差别，“人道之教”主要着眼于人伦，而“神道之教”则主要着眼于对于神灵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