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农民革命风暴》为大家了解当年改革开放所经历的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激烈斗争和严酷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比如像分田到户这件事，过去一直认为是安徽小岗村最早分田到户的。其实小岗村并不是最早、更不是唯一的在30年前进行分田到户的。我写的《农民革命风暴》所涉及的台州皂树村就是比小岗村还要更早、更广泛、更深刻的分田到户的典型。他们不畏强权，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富有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历史。这种精神和这一现在读来还令人感慨、痛心而又生动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传颂。
读书报：选择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抒写改革开放历史，您认为有何价值？
何建明：这是因为报告文学具有文学艺术性的“现场叙述感”这一巨大优势能给读者带来阅读时犹如亲身经历历史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当年的亲历者大多还健在，通过他们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佐证来写作，能为历史留下第一手资料、也能让历史分外鲜活。它是真实的，同时又是文学艺术的，因而它广受读者欢迎。
读书报：您创作了那么多作品，但实际上还是非专业作家，听您说这么多年没有完整的10天来创作？
何建明：对，这种创作对一个高产作家来说极其痛苦。我因此特别期待什么时候放个长假，不用上班，那是写作最好的状态。因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采访，在占有和掌握大量材料后还需要整理衔接和思考及精选，可是我的时间常常完全被分割了……但也许正因为“非专业”，使得我有一种非常急迫的心情——手头需要创作的东西特别多，怕很多题材没人写浪费了，而这是都是我们时代和民族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我们不能随便浪费了。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好效果，希望在这一领域中写得最好。写作是这样，人家总说用心血创作，我觉得心血不够，还要用气场。常常是写完后感觉精气都被抽走了。我干工作也是这样。这可能与军人的作风有关。
读书报：您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主要抓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何建明：市场经济中，产品完善与否产生的效益大不一样。我发现原来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要下功夫。社长可以有几种当法，可以轻松地指挥指挥，也可以是全身心投入的那种非常辛苦的工作。我觉得做优秀的出版家必须对每一个细节都关注，才能出成效。同事们称我是“旋风式”社长，这可能和我当过军人有关，我希望作家社成为行业中的领头兵。到作家社之后我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编辑队伍。把所有编辑重新整合，编辑部主任竞争上岗；以前畅销书做得不错，品牌书不够，我们开始突出文学品牌书的组稿与出版，今年作家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有两部，获少数民族骏马奖的作品有三部。二是加强和作家联系，进一步开发市场，社会市场和网络市场的增长幅度很大。三是抓内部管理，我来社里后内部成本的核算比过去连续几个月都是以20%-30%的速度下降。四是利用图书平台进行出版社的效益延伸，利用作家出版社的优势进行文学活动。我说过我有两个肩膀，一个担当出好书，一个担当写好书。图书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必须冲锋还得有时候陷阵。而对这，我的军人性格和“永远青春着的创作状态”使我从不畏惧。相信我们作家社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自己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建成全国最好的文艺出版社。
